林萬驍坐在局長辦公室，卻並未感到多少新官上任的意氣風發，反而被一個更為龐大和頑固的難題所困擾，數據壁壘。
上任伊始，他便試圖推動一項基礎性工作：牽頭梳理與部內核心職能相關的各類數據資源，旨在繪製一幅清晰的“部內數據資產地圖”，為未來政策研究的精準化和科學化打下基礎。然而，這項工作剛剛啟動，便撞上了一堵堵無形的、卻堅不可摧的高牆。
他首先讓秘書向部內各業務司局發出了協調函，請求提供其掌握的核心業務數據目錄、統計口徑及共享權限說明。回複倒是很快，但內容卻大同小異，充滿了官方式的推諉與“技術性”的拒絕。
經濟運行司回複：“我司掌握的行業運行數據涉及企業商業秘密和國家安全，需嚴格按保密規定管理，暫無法提供詳細目錄。”
社會發展司表示：“社會調查微觀數據受《統計法》保護，且涉及個人隱私，共享需履行複雜審批程序，短期內難以完成。
一份份措辭嚴謹、援引各種法規條款的回複擺在他的案頭，像一道道冰冷的鐵幕。林萬驍召集內部開會研討，幾位處長麵露難色。
一位處長扶了扶眼鏡，語重心長：“林局，這事兒不好辦啊。各部委、甚至部內各司局，都把數據看成自己的‘命根子’、‘自留地’。這裡麵涉及權力、資源，甚至尋租空間。你想把大家的家底都摸清楚，還要共享，等於是虎口奪食，阻力能不大嗎？”
另一位副處長補充道：“而且各家數據標準不一、統計口徑不同，就算勉強要過來，也是一堆亂麻，整合成本極高。再加上數據安全、隱私保護這些硬約束，簡直就是雷區。”
林萬驍沉默地聽著。他何嘗不知道這些？在推動輿情係統升級時，他已初步領教過公安、工信等部委的“地盤意識”。如今在自己部內，這堵牆同樣堅固。這不僅僅是技術問題，更是深刻的體製痼疾——條塊分割、部門利益至上。每個部門都希望獲取彆人的數據來豐富自己的決策，卻不願開放自己的數據，生怕失去話語權和競爭優勢。
“如果我們自己的政策研究，都隻能基於有限的、片麵的數據，如何能保證政策的科學性和前瞻性？”林萬驍敲了敲桌麵，語氣沉凝，“比如我們要研究一項新的產業政策，如果不了解真實的行業運行數據、企業創新能力數據、國際市場變化數據，僅憑一些宏觀報告和調研片段，製定出的政策豈不是空中樓閣？甚至可能被某些利益集團提供的片麵數據所誤導。”
他想起沈星瀾之前警示的，資本通過影響學術研究來乾擾政策製定。如果官方自身的數據都無法打通和有效利用，那麼就更容易被外部精心包裝的“數據”和“觀點”所影響。
“困難很大，但這件事必須做。”林萬驍下了決心，“我們不能因為難就繞道走。數據壁壘不打破，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就無從談起。”
他轉變了策略，不再追求一步到位的全麵共享。而是選擇了一個突破口，圍繞部裡近期重點關注的“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這一重大課題，嘗試建立一個跨司局的“專題數據協作機製”。
他親自起草了一份報告，直接呈送給部長和張小峰副部長。報告中，他沒有空談數據共享的大道理，而是緊密結合“數實融合”這一國家戰略，詳細闡述了當前政策研究因數據割裂所麵臨的困境，以及建立專題數據協作機製對於精準把握融合態勢、識彆風險、提出有效政策建議的極端重要性。
“這不是為了共享而共享，而是為了服務部黨組最重要的決策。”他在報告中強調，“建議以此課題為試點，探索建立一套‘數據需求清單數據提供責任清單數據安全使用協議’的工作流程，在確保安全和各方權益的前提下，實現有限目標、特定場景下的數據協同。”
這份報告得到了部長的重視，批示要求“認真研究，穩妥推進”。有了尚方寶劍，林萬驍再次召集相關司局負責人開會。
這一次，他不再發協調函，而是拿著部長的批示，與各位司局長進行一對一的溝通。他放低姿態，不是以命令的口吻，而是以尋求合作、共同攻克政策難題的姿態，與他們探討如何在“數實融合”這個共同目標下，貢獻各自的數據力量。
“王司長，我們不需要您的原始微觀數據，隻需要一些脫敏後的行業聚合指標，比如分區域的數字化投入強度、不同規模企業的雲服務使用率，這對我們判斷融合深度至關重要。”
“李司長，關於隱私問題，我們可以簽訂嚴格的保密協議，數據僅在指定環境、由指定人員用於本課題研究，絕不外泄。”
他甚至承諾，他將負責牽頭製定統一的數據清洗和標準轉換方案，減輕各司局的技術負擔，並且研究成果將與數據提供方共享。
這種務實、聚焦、且充分考慮到各方關切的態度，終於撬開了一絲縫隙。幾個核心司局的態度有所鬆動，同意在嚴格限定條件下，提供部分非核心的聚合數據。
與此同時，林萬驍也指示局裡的年輕骨乾，開始研究利用聯邦學習、隱私計算等前沿技術，探索在數據“不出域”、不泄露原始信息的前提下，實現多方數據價值融合的技術路徑。他知道，長遠來看，技術手段是破解數據隱私和安全擔憂、打破壁壘的關鍵工具之一。
第一步雖然邁得艱難而微小，但終究是邁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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