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萬驍推著行李箱走出首都機場t3航站樓時，一眼就看到了接機口那個踮著腳尖張望的身影，十九歲的林懷信比半年前又高了些，穿著簡單的白t恤牛仔褲，頭發剪得乾淨利落，隻是額前那綹不聽話的卷發依然翹著，和小時候一樣。
“爸！”林懷信揮手，快步走過來接過行李箱，動作自然得讓林萬驍有些恍惚，兒子如今已是挺拔的青年了。
“你媽呢？”林萬驍拍拍兒子的肩，手感結實了不少。
“在家做飯呢，說要給您做頓正宗的北京炸醬麵，嫌我礙手礙腳把我趕出來了。”林懷信笑著，露出一口白牙，“其實是想讓咱爺倆單獨說說話。”
父子倆坐上出租車，車沿著機場高速駛向市區。林萬驍看著窗外熟悉又陌生的街景，離開北京到雲西任職已經五年，每次回來都能發現新的變化。
“學習怎麼樣？”他問。
“還行，就是課比想象中多。”林懷信說，“這學期開了法理學、憲法學、民法總論，還有一門‘法律與當代中國’，老師讓讀您上次推薦的《法治及其本土資源》，我讀了三遍才勉強看懂。”
林萬驍微笑：“能讀三遍，說明認真了。有什麼心得？”
“我覺得...”林懷信斟酌著詞句，“書裡說，中國的法治建設不能簡單照搬西方模式，要考慮中國的社會結構、文化傳統。但我在想，這個‘本土資源’到底是什麼？是傳統的人情社會？還是...”
“還是什麼？”
“還是某些潛規則？”林懷信轉過頭，“爸，您在地方工作，肯定遇到過這種情況：明明法律有規定，但實際操作中，總有人情、關係、地方利益在起作用。這算是‘本土資源’嗎？如果是，那法治還怎麼建設？”
問題很犀利，也很深刻。林萬驍看著兒子認真思索的臉，心裡湧起一股複雜的情緒，既有欣慰，也有感慨。欣慰的是兒子在思考真問題，感慨的是這些問題他自己也在摸索。
“這個問題，我也在思考。”林萬驍緩緩說，“在雲西這幾年，我最大的體會是：法律不是印在紙上的條文，而是活在現實中的規則。這個‘活’，既包括法律的嚴格執行，也包括法律與社情民意的對接。你說的‘人情’‘關係’，如果是指法律要考慮實際、要有溫度，那就是本土資源；如果是指以人情代替法律、以關係破壞規則，那就是要堅決反對的‘潛規則’。”
林懷信認真聽著，又問：“那怎麼區分呢？”
“用實踐檢驗。”林萬驍說，“一個做法，如果最終促進了公平正義，那就是好的本土資源；如果損害了公平正義，無論它打著什麼旗號，都要改革。比如我們在邊境推行的‘雙語調解’，請懂少數民族語言的法官、乾部參與調解，既尊重了民族習慣，又維護了法律權威，這就是好的對接。”
出租車在四合院前停下。
推開門，炸醬的香味撲鼻而來。夏寧寧係著圍裙從廚房出來，四十多歲的她眼角有了細紋，但氣質溫婉如初。
“回來了？”她接過林萬驍的外套，“洗手吃飯，麵剛出鍋。”
餐桌擺在院子裡的葡萄架下。簡單的炸醬麵，配上黃瓜絲、豆芽、青豆、心裡美蘿卜絲，還有幾瓣蒜，這是地道的北京吃法。
“還是家裡的飯香。”林萬驍吃了兩口，感慨道。
“你在雲西肯定又湊合。”夏寧寧給他夾菜，“雲超上次打電話，說您經常忙到忘了吃飯。”
“彆聽他誇張。”林萬驍笑著，“懷信，你媽做飯的手藝沒退步吧？”
“不僅沒退步，還進步了。”林懷信嘴裡塞著麵，含糊地說，“我們宿舍的同學都羨慕我，說您每次回來，我媽就變著花樣做好吃的。”
一家三口說說笑笑，久違的溫馨彌漫在小院裡。林萬驍看著妻兒，心裡湧起一陣愧疚，這五年，他在雲西的時間遠遠超過在北京，兒子高考他沒陪，妻子生病他不在，這個家，幾乎全靠夏寧寧一個人撐著。
“對了爸，”林懷信吃完麵，認真地問，“您上次電話裡說，正在處理一個涉及跨境犯罪的案子，還牽扯出金融腐敗。這學期我們‘法律與當代中國’課，正好講到司法改革和邊境治理，我能請教幾個問題嗎？”
夏寧寧嗔怪：“你爸剛回來，讓歇會兒。”
“沒事，我也想聽聽年輕人的想法。”林萬驍擺擺手，“問吧。”
“第一個問題，”林懷信拿出筆記本，“我們老師說，現在的司法改革強調‘以審判為中心’，但在實際辦案中，特彆是像您處理的這種大案要案，黨委的協調作用和法院的獨立審判，怎麼平衡？”
這個問題很專業，也很大膽。林萬驍放下筷子，認真思考後回答：“首先，黨的領導是全麵的，當然包括政法工作。但黨的領導主要是政治領導、思想領導、組織領導，不乾預具體案件審理。你說的協調作用，更多是在重大複雜案件中，協調各部門形成合力，比如我們辦‘暗河’案，就需要公安、國安、邊防、海關甚至外交部門的協作。但這種協調，不能代替法院依法獨立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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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頓了頓：“我給你舉個雲西的例子。去年我們有個涉及外商投資的合同糾紛，外商找了省裡某個領導打招呼。我在常委會上說得很清楚：領導可以關心，但不能指示；法院要聽取各方意見，但判決隻能依據法律。最後法院依法判決，外商雖然輸了官司，但專門寫信說，在中國地方法院感受到了公平。”
林懷信快速記錄著：“第二個問題，關於邊境治理。我們學國際法，知道主權原則，但在實際邊境管理中，特彆是打擊跨境犯罪，是不是需要靈活處理？比如跨境追逃、聯合執法，這些會不會與主權原則衝突？”
“這是個好問題。”林萬驍讚賞地看著兒子，“我們在中緬邊境的做法是：堅持主權原則不動搖，但在具體操作中，通過雙邊協議建立合作機製。比如，我們和緬方簽訂了《邊境執法合作協議》，明確了聯合巡邏、情報共享、嫌疑人移交的程序。看起來是‘靈活’，實際上是把合作規範化、法治化，反而更有利於維護主權。”
“那如果對方不配合呢？比如‘暗河’案中，如果緬甸方麵不配合抓‘蝰蛇’？”
“那就通過外交途徑、國際刑警組織等多渠道施壓。”林萬驍說，“但前提是，我們自己要把證據做實，把程序走規範。法律的力量，不僅在於強製，更在於正當性。‘蝰蛇’最終能被引渡，是因為我們收集的證據鏈完整，符合國際法和泰國法律的要求。”
林懷信點點頭，又問：“最後一個問題，可能有點敏感...您覺得，現在的司法改革，最大的難點在哪裡？”
院子裡安靜下來，隻有風吹過葡萄葉的沙沙聲。
林萬驍沉默良久，緩緩說：“最大的難點，可能在於如何讓改革從文件走向實踐，從製度走向文化。我們製定了這麼多法律，建立了這麼多製度，但如果執行的人，無論是法官、檢察官、警察，還是普通乾部，腦子裡還是‘權大於法’‘情大於法’的觀念，那再好的製度也會打折扣。”
他看著兒子：“所以你們這一代法學生很重要。你們不僅要學法律知識，更要樹立法治信仰。將來無論你們做什麼工作，在什麼崗位，都要記住：法律不是工具，是信仰；法治不是口號，是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