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劉恒對鄧通如此特彆？有人說這是因為鄧通毫無政治野心，隻是單純地侍奉皇帝；也有人說這是因為鄧通滿足了文帝內心深處對奢侈生活的向往——自己節儉，但通過寵臣間接享受一擲千金的快感。
不管怎樣，這段關係最終以悲劇收場。文帝去世後，景帝立即抄了鄧通的家，鄧通最終餓死街頭。這倒應了相士當初說鄧通“終將餓死”的預言。
五、廢除肉刑的人道主義改革
劉恒最為後人稱道的功績之一就是廢除肉刑。這項改革的起因，竟與一個小姑娘有關。
話說齊國有個名醫叫淳於意，因為不願巴結權貴被誣告。按照法律應當受肉刑刺字、割鼻或斷足）。他的小女兒淳於緹縈毅然隨父進京，上書文帝：
“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複生，刑者不可複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
這封信深深打動了劉恒。他想到肉刑的殘酷——一旦受刑，終身殘疾，即使改過自新也難以重新做人。於是召開禦前會議，與大臣們商討廢除肉刑。
大臣們爭論激烈。有的說：“祖宗之法不可變！”有的說：“沒有嚴刑峻法，如何震懾犯罪？”
劉恒反駁道：“《詩經》有雲：‘愷悌君子，民之父母’。現在百姓有過錯，未施教化而先用刑，斷人肢體，刻人肌膚，終身不能恢複，這是為民父母應該做的嗎？”
最終，劉恒力排眾議，下詔廢除肉刑，改用杖責和勞役。這一改革是中國刑法史上的一大進步，開創了刑罰人道化的先河。
有趣的是，改革推行後出現了新問題：有些官員杖責時下手太重，本來該打一百杖的，往往沒打完人就死了。後來景帝時期又進一步改革，規定竹杖的尺寸和打法，避免杖刑致死。這說明任何改革都需要在實踐中不斷完善。
六、與賈誼的“愛恨情仇”
劉恒是曆史上著名的文藝皇帝，他與才子賈誼的關係頗為微妙。
賈誼十八歲就以文采聞名，二十一歲被文帝召為博士，成為當時最年輕的顧問官。賈誼確實有才，每次討論政事，他都能引經據典，說得頭頭是道，其他老博士都自愧不如。劉恒十分欣賞，一年內就將賈誼破格提拔為太中大夫。
賈誼提出了一係列改革建議，包括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等。文帝本想進一步提拔他為公卿，卻遭到周勃、灌嬰等老臣的強烈反對。
這些開國功臣看不起這個年輕氣盛的書生，說賈誼“專欲擅權，紛亂諸事”。劉恒迫於壓力，隻好疏遠賈誼，將他外放為長沙王太傅。
賈誼懷著鬱悶的心情南下，途經湘江時寫下著名的《吊屈原賦》，借屈原的遭遇抒發自己的不平。
幾年後，文帝思念賈誼，又召他回京。兩人長談至深夜，文帝感歎道：“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不過這次談話後，文帝還是沒有給賈誼重要職位，而是派他去做自己最愛的小兒子梁懷王的老師。
後來梁懷王不幸墜馬身亡，賈誼自責沒有儘到老師責任，鬱鬱而終，年僅三十三歲。
後人常為此惋惜，認為文帝若能重用賈誼，漢朝可能會更早迎來盛世。但換個角度看，文帝身處老臣與新銳之間，需要平衡各方勢力，他的謹慎或許也是一種政治智慧。
七、臨終前的“終極節儉”
公元前157年，劉恒病重。他知道自己時日無多，開始安排後事。這位節儉一生的皇帝，連葬禮都要省之又省。
他在遺詔中寫道：“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當今之時，世鹹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
他具體規定：葬禮從簡，不要用貴重物品陪葬；全國服喪期從三年縮短為三十六天；期間不要禁止百姓婚嫁、祭祀、飲酒食肉；宮中夫人以下的妃嬪都遣散回家嫁人。
最後他還幽了一默：“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意思是我的陵墓就保持原樣，彆勞民傷財地改建。據說後來赤眉軍攻入長安，挖了許多皇帝陵墓，唯獨見霸陵簡樸，沒好意思下手。
劉恒去世後，太子劉啟繼位，是為漢景帝。景帝延續了父親的休養生息政策，父子兩代開創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盛世——“文景之治”。
回顧漢文帝的一生，他的“摳門”其實是一種難能可貴的品質。作為皇帝，他本可以窮奢極欲，但他卻選擇節儉，為的是減輕百姓負擔。他的許多做法看似可笑，實則蘊含深意：皇帝率先節儉，百官才不敢奢侈；宮廷減少開支，百姓賦稅才能減輕。
劉恒或許不是最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但他的仁政和節儉為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太平盛世奠定了基礎。看來有時候，“摳門”也不是什麼壞事，關鍵看是誰在“摳門”，為了什麼而“摳門”。
這位被皇位“耽誤”的節儉藝術家，用他特殊的方式，在曆史上留下了獨特而深刻的印記。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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