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不存在的活人
2024年六月，驕陽似火，熾熱的陽光毫不留情地烘烤著大地，將民政局的玻璃門烤得仿佛能燙傷人的手。陶明，這位年逾六十的老人，緊緊攥著那本磨出毛邊的身份證，手心不斷滲出的汗水洇濕了塑料外殼。他一臉焦急地站在退休手續辦理窗口前，第三次重複著自己的名字：“同誌，我叫陶明，戶籍地江陰市五星街道，1964年生人。”
窗口後的年輕姑娘戴著一副精致的眼鏡，她微微皺眉，手指在鍵盤上劈裡啪啦地敲擊著。屏幕上的光標快速跳動了三下，卻突然定格成了刺眼的紅色。她咬了咬嘴唇，似乎在艱難地斟酌著該如何措辭，猶豫片刻後說道：“大爺，係統顯示……您的戶籍狀態異常，登記為……宣告死亡。”
陶明的耳朵仿佛被重錘猛擊，“嗡”地一聲巨響，整個人瞬間愣住。他手中的退休申請表像一片輕飄飄的樹葉，緩緩飄落在地。“你說啥？”他難以置信地湊近窗口，老花鏡順著鼻梁滑到了鼻尖，瞪大了眼睛，“我這不活得好好的？昨天還在工地搬磚，今天就成死人了？”
他這一嗓子，引得大廳裡的人紛紛側目。眾人的目光中，有好奇，有驚訝，更多的是疑惑。一位身穿製服、身姿挺拔的保安迅速走了過來，他臉上帶著溫和的笑容，客氣地將陶明扶到休息區，說道：“大爺您彆急，可能是係統出問題了。”說著，他轉身倒了杯熱水，遞給陶明，關切地問道：“您記得最後一次用身份證是什麼時候？”
陶明捧著搪瓷缸的手不由自主地開始微微顫抖。最後一次？他努力回憶著，思緒像脫韁的野馬，一下子穿越回了1995年那個秋風瑟瑟的秋天。在法院的調解室裡，氣氛壓抑得讓人喘不過氣。他憤怒地將身份證重重地拍在桌上，大聲吼著：“這婚必須離！”那時的錢芳哭得眼睛紅腫，像兩顆熟透的桃子，母親則在走廊裡急得直跺腳。而他，揣著離婚證，頭也不回地走出了法院，從此便再也沒回過江陰。
這二十年，對陶明來說，就像一場混沌不堪的夢。他背井離鄉，四處漂泊，在廣州的工地上，烈日高懸，他彎著腰，一塊一塊地搬著沉重的磚頭，汗水濕透了他的衣衫，滴落在滾燙的地麵；在義烏的小商品市場，他守著一個小小的攤位，每天迎來送往，為了生計低聲下氣地與人討價還價；在廈門的漁船上，海風呼嘯，他在搖晃的甲板上，幫著漁民們忙碌，鹹澀的海水濺在他的臉上，模糊了他的視線。他換過十幾個手機號，那些號碼就像他漂泊的足跡，一個個被歲月遺忘。他住過無數個沒有窗戶的隔間，狹小、陰暗，仿佛是城市的角落中被遺忘的存在。直到上個月，在腳手架上，他一腳踩空，重重地摔了下來。包工頭給了他一筆補償金，無奈地說他年紀大了，不適合再乾重活。那一刻，他才突然意識到，自己已經到了該退休的年紀。
“我要查清楚。”陶明把搪瓷缸重重地放在桌上，水漬濺到了他那磨破的解放鞋上，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種堅定，“我媽還在不在？我兒子……現在怎麼樣了？”
保安看著他那微微佝僂的背影，心中一動，突然想起上周社區發的尋人啟事，上麵說有位馬老太臨終前還在念叨著失蹤的兒子。他猶豫了一下，最終還是撥通了街道辦的電話。
第二節：塵封的死亡判決
街道辦裡，王主任是個微胖的中年女人，她為人熱情，做事認真負責。當她得知陶明的事情後，立刻在檔案室裡翻找起來。檔案室裡彌漫著一股陳舊的氣息，灰塵在透過窗戶的光線中肆意飛舞。她好不容易找到了那個積灰的檔案袋，剛一打開，抽屜裡的樟腦丸味就嗆得人直打噴嚏。“陶明是吧？”她一邊說著，一邊抽出那份泛黃的判決書，上麵的字跡已經有些模糊不清，像是歲月在上麵留下的斑駁痕跡。“2005年，你母親馬淑珍申請宣告你死亡，法院判了。”
陶明的手指輕輕撫過“宣告死亡”這四個字，紙頁脆得仿佛輕輕一用力就會碎掉。他的聲音有些顫抖，問道：“我媽……她啥時候沒的？”
“前年冬天走的，走的時候八十七歲。”王主任說著，遞給他一張照片。照片上是位頭發花白的老太太，她坐在輪椅上，麵容憔悴卻又帶著一絲期盼，懷裡緊緊抱著個相框。“這是她最後一張照片，懷裡抱的是你的身份證複印件，二十多年了，一直帶在身上。”
陶明看著照片，喉嚨像被什麼東西堵住了，淚水不受控製地奪眶而出，砸在照片上，暈開一小片水漬。他的思緒一下子回到了小時候，那時候，母親總是滿臉驕傲地把他的獎狀貼在堂屋最顯眼的地方，逢人便誇自己的兒子；想起離婚那天，母親緊緊拉著他的胳膊，聲音帶著哀求：“回家吧，媽給你做紅燒肉。”而他卻狠狠甩開母親的手，摔門而去，母親那絕望的哭聲，像一根尖銳的針，紮在他的後背，整整二十年，從未停止過刺痛他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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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媽為啥要告我死了？”他哽咽著，聲音裡滿是痛苦和不解。
王主任輕輕歎了口氣，又從檔案袋裡抽出一遝尋人啟事。有1996年的《江陰日報》，上麵刊登著尋找他的啟事，字跡已經有些褪色；1998年的電台廣播記錄，那密密麻麻的文字仿佛在訴說著母親的焦急；2000年的派出所報案回執，記錄著母親為了找他所做的努力……最後是2005年的申請書，母親的字跡抖得厲害，每一個字都像是用儘了她全身的力氣：“吾兒陶明，失蹤十年，音信全無，懇請法院判其死亡，使家人得以安寧……”
“那時候你兒子陶小軍剛上高中。”王主任望向窗外，像是在回憶過去，“馬老太身體不好，又要供孫子讀書，家裡的老房子被開發商惦記著，不辦死亡證明，房產證都沒法過戶。”
陶明這才注意到，檔案袋裡還有份房屋贈與協議。2006年，母親把老城區的兩間平房贈與了陶小軍，落款處按著鮮紅的指印，那鮮豔的紅色，仿佛是母親那顆滴血的心。“我兒子……他現在在哪？”
“在深圳做程序員，去年還回來過一次，給馬老太上墳。”王主任翻出個通訊錄，“這是他的電話，不過……”她頓了頓，眼中閃過一絲猶豫，“他可能不知道你還活著。”
電話接通時，陶明的心跳陡然加快，像擂鼓一般，震得他胸口發疼。“喂？哪位？”聽筒裡傳來年輕男人的聲音，帶著點不耐煩。
“小軍……我是爸。”
電話那頭沉默了三秒，時間仿佛在這一刻凝固。突然，傳來玻璃破碎的聲音，緊接著是陶小軍憤怒的吼聲：“你胡說！”他的聲音尖銳得像要劈裂空氣，“我爸早就死了！法院都判了！”
“我沒死，小軍，你聽我說……”
“騙子！”電話被狠狠掛斷，嘟嘟的忙音像一把重錘，一下一下地敲打著陶明的心。他再打過去，已經是忙音，那單調的聲音仿佛在宣告著他與兒子之間那道深深的隔閡。
他癱坐在椅子上，眼神空洞地看著窗外掠過的麻雀，突然覺得這世界變得如此陌生。他明明活著，卻被宣告死亡；他滿心期待著回家，可家卻早已不是記憶中的模樣，一切都變得那麼遙遠，那麼遙不可及。
第三節：複活的代價
法院的調解室，這個曾經改變他人生軌跡的地方，和二十年前相比，似乎沒什麼兩樣，隻是牆上的標語換了。陶明坐在原告席上，心中五味雜陳。他看著對麵穿著西裝的陶小軍，一瞬間，仿佛看到了年輕時的自己——一樣的倔強，眼神裡一樣帶著防備，就像一隻受傷的刺蝟，豎起尖刺，保護著自己。
“我媽走的時候，你在哪？”陶小軍猛地把判決書拍在桌上，聲音因為憤怒和激動而發顫。“她住院那三年，天天盼著你回來，你回了嗎？我高考那年被人欺負，我打電話去工地找你，他們說你早走了，你管過嗎？”
“我……”陶明張了張嘴，卻發現喉嚨像被一團棉花堵住，什麼也說不出來。他當年負氣離開，以為是在懲罰錢芳，可到如今才明白，到頭來，他懲罰的卻是那個最疼他、最愛他的母親，還有無辜的兒子。
“法官，我不同意撤銷死亡宣告。”陶小軍的律師推了推眼鏡，一本正經地說道。“根據《民法典》，宣告死亡撤銷後，財產要返還。但陶老先生失蹤的二十年裡，馬老太為了供陶小軍讀書，把房子賣了三十萬，現在那房子值三百萬，怎麼返還？”
陶明愣住了。他從沒想過要錢，在他心裡，錢從來都不是最重要的。他隻想找回自己的身份，隻想看看兒子過得好不好，隻想彌補這些年對家人的虧欠。
“還有錢芳女士。”律師又調出另一份文件，繼續說道。“她2008年再婚，丈夫去年去世，現在獨自帶著女兒生活。如果撤銷死亡宣告，她的婚姻關係怎麼辦？”
調解室外突然傳來一陣騷動，一個頭發花白的女人靜靜地站在門口，手裡拎著個布包。“我是錢芳。”她的聲音很平靜，看著陶明的眼神裡沒有恨，隻有一種曆經滄桑後的淡然。“我來是想告訴他，我不會跟他複合，也不需要他補償什麼。”
她緩緩走到陶明麵前，從布包裡拿出個鐵皮盒，輕輕放在陶明麵前。“這裡麵是你當年留下的東西，存折裡有五千塊，還有你給小軍寫的信，沒寄出去的。”錢芳的眼圈微微泛紅，“馬老太臨走前說，如果你回來了，讓你彆惦記過去，好好過日子。”
陶明輕輕打開鐵皮盒，裡麵的信紙已經泛黃，仿佛在訴說著那段被歲月塵封的往事。他看到了自己在廈門的漁船上寫的信：“小軍，爸對不起你……”後麵的字跡被眼淚暈開，已經看不清了。
“法官，我撤訴。”陶明突然站起來，聲音有些沙啞，卻帶著一種決絕。“死亡宣告我不撤了，財產我也不要了。”他看著陶小軍，眼神裡充滿了慈愛和愧疚，“房子是你奶奶給你的，理應歸你。我這些年攢了點錢，夠自己養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