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陣劇烈的、如同篩糠般的顫抖，終於像退潮般緩緩平息下來。
車廂內恢複了寂靜。
我透過後視鏡，擔憂地看著他。他依舊維持著那個卡在縫隙裡的彆扭姿勢，臉色蒼白，閉著眼睛，長長的睫毛在眼瞼下投下疲憊的陰影。
“江江，”我輕聲喚他，“我幫你挪到座位上躺好，那樣能舒服點。”
說著，我便準備下車去後座幫他。
“彆……”他卻忽然開口，聲音沙啞而微弱，卻帶著一種異常清晰的阻止意味。他緩緩睜開眼，目光有些渙散，但意識是清醒的。他看了看自己身處的這個“窘境”，嘴角竟然極其微弱地向上牽動了一下，帶著一種近乎破罐子破摔的、卻又無比現實的坦然。
“就坐這兒吧，”他說，聲音輕得像歎息，“這個縫裡……挺好。”
我愣住了，不解地看著他。
他嘗試著動了動身體，似乎是在感受這個狹窄空間帶來的、某種奇特的“固定”作用，然後解釋道：“上來下去……太費勁了。就這樣，幫我拿個抱枕墊在腰後麵，再蓋條小毯子……我靠在這邊門上，也能歇一歇。”
他頓了頓，語氣平靜地分析著，像是在權衡一件與自身無關的事情：“省下折騰到座位上的那點力氣，下午……檢查的時候，說不定轉移還能多出一份力。
他已經開始如此精打細算地分配自己有限的體力了，像是一個精明的會計，在預算緊張時，必須權衡每一筆支出的必要性。
我沒有再堅持。默默地從前排拿過常備在車裡的u型頸枕和一條柔軟的薄絨毯。我探身到後座，小心地將頸枕塞到他後腰與車門之間的空隙裡，儘可能緩解一些壓力。然後展開絨毯，輕輕地蓋在他的腿上，將他那雙剛剛經曆了一場風暴、此刻歸於死寂的雙腿仔細蓋好。
他配合著我的動作，身體微微調整，最終選擇了一個將頭側靠在冰涼車窗上的姿勢。這個姿勢雖然不能完全平躺，身體也有些蜷縮，但相比於正襟危坐，確實讓他的腰背和頸部得到了一定的舒展和放鬆。他閉上眼睛，長長地、無聲地舒了一口氣，仿佛終於找到了一個可以暫時擱置所有體麵與掙紮的、安全的港灣。
我坐在駕駛座上，沒有看手機，也沒有播放音樂，隻是讓車廂維持著這片絕對的安靜。透過車內後視鏡，我能看到他靠在車窗上安靜的側臉，以及那雙在薄毯下輪廓模糊的腿。
一種難以言喻的心疼和無力感包裹著我。他聰明、驕傲，卻不得不向身體的局限低頭，甚至在這種低頭中，尋找最優的生存策略。這份在困境中磨礪出的、帶著痛感的“智慧”，讓我既敬佩，又心酸。
我們就以這樣有些奇怪卻無比現實的姿勢，在昏暗的車庫裡，共享著這段疲憊而珍貴的午間休憩。
還好下午的檢查項目少了許多，轉移的次數也隨之減少，這讓身心俱疲的我們都稍稍鬆了口氣。
江予安靠著在車裡“節省”下來的那點力氣，勉強支撐著完成了剩下的檢查。
當最後一份報告打印出來，時間剛過下午三點。拿著那疊沉甸甸的、承載著未知結果的紙張，我們再次回到了醫生的診室。
醫生接過報告，一張張仔細翻閱著，他的目光在核磁共振和肌電圖的影像與數據上停留了許久，眉頭時而微蹙，時而舒展。
診室裡安靜得能聽到我們自己緊張的心跳聲。我緊緊握著江予安的手，發現他的掌心也一片冰涼，甚至帶著細微的濕意。
終於，醫生放下了手中的報告，抬起頭看向我們，臉上露出一絲……可以稱之為寬慰甚至帶著點鼓勵的笑容？
“情況比我們預想的要好很多。”醫生開口的第一句話，就像一道陽光，瞬間驅散了我們心頭的陰霾。“從影像學和神經電生理檢查的結果來看，”他拿起一張報告，指向幾個專業的數據和影像特征，“江先生之前受損的脊髓神經，出現了神經再生的跡象。你們可以理解為，那些原本因為損傷而中斷聯係的神經纖維，正在嘗試重新生長、建立新的連接。”
他頓了頓，看向江予安，語氣肯定：“你最近感受到的那種‘異樣的疼痛’，還有近期頻繁且劇烈的痙攣，很大程度上，正是這個神經再生的過程引起的。我們稱之為‘神經病理性疼痛’的一種特殊表現。雖然痛苦，但這本身是一個積極的信號。”
積極的信號！
這幾個字如同天籟，在我耳邊嗡嗡作響。我猛地看向江予安，隻見他也怔住了，原本緊繃的下頜線條微微鬆弛，那雙深邃的眼眸中，仿佛有被冰封已久的湖麵，被投入了一顆石子，漾開了層層難以置信的、帶著希冀的漣漪。
“所以……那些疼，反而是好事？”江予安的聲音帶著一絲顫抖，他需要最直接的確認。
“可以這麼理解。”醫生肯定地點頭，“這證明你的神經係統並沒有完全沉寂，它仍在努力地嘗試修複。當然，這個過程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疼痛和痙攣也可能反複，需要藥物和康複手段介入來幫助管理和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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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話鋒一轉，提出了下一步的建議：“基於這個情況，我建議江先生接下來接受一個階段的係統治療。主要是物理治療和神經肌肉電刺激相結合，目的是促進神經再生，防止肌肉萎縮，並儘可能地重建運動功能。需要每天下午過來，過程會比較辛苦，需要堅持。”
醫生說到這裡，語氣變得更加審慎，他看著我們，眼神坦誠而嚴肅：“我必須向你們說明，根據目前的情況，結合最新的臨床研究和類似病例，存在一種可能性，雖然非常、非常微小，但我們不能完全排除——在持續、有效的治療和江先生自身不懈的努力下，未來，有極其微小的可能性，他或許能夠借助輔助器具，實現短暫的站立行走。”
“站立”這個詞，在我們沉寂已久的世界裡轟然炸響。
我感覺到江予安握著我的手猛地收緊，力道大得幾乎讓我感到疼痛。
他的呼吸瞬間屏住，胸膛劇烈地起伏了一下，眼中那點希冀的火苗，仿佛被投入了足夠的氧氣，驟然亮了起來。
但醫生立刻給我們潑了一盆必要的冷水，他的語氣極其嚴肅：“請務必理解，這隻是基於現有醫學認知的一種理論上的、極其微小的可能性。我希望你們，尤其是江先生，不要對此抱有過高的不切實際的期望。康複之路漫長而艱辛，過度關注這個遙遠且不確定的目標，反而容易在遇到挫折時產生巨大的心理落差，不利於治療的堅持。”
他目光真誠地看著江予安：“我們把目標放實際一些，專注於改善疼痛、控製痙攣、提升上肢和核心力量、提高生活自理能力，這才是現階段最重要的。但是，”他話鋒再次一轉，帶著鼓勵，“這極其微小的可能性，意味著希望的大門並沒有被完全焊死。所以，我們更要好好治療，全力以赴，不為那遙不可及的‘可能’，隻為每一個實實在在的‘進步’。”
醫生的話理性而克製，甚至有些殘酷，但那份“極其微小的可能性”本身，就像在無邊黑暗中透出的一絲極其微弱、卻真實存在的星光。
它不足以照亮整個前路，卻足以讓在黑暗中跋涉了太久的人，重新燃起走下去的勇氣。
“我們治。”江予安的聲音響起，低沉，卻帶著一種斬釘截鐵的堅定。他轉過頭看向我，眼中不再是隱忍的黯淡，而是閃爍著一種準備迎接挑戰、甚至可以說是……亢奮的光芒。
我用力回握他的手，眼淚毫無預兆地湧了上來，但這一次，是喜悅的、充滿希望的淚水。
“對，我們治！”我哽咽著，卻笑著重複道。
無論前路多難，無論那“可能性”多麼渺茫，隻要有希望，隻要他在努力，我就會一直陪在他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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