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覽”帶來的精神衝擊餘波，在接下來的一天裡持續蕩漾。基地內外，一種前所未有的、沉重的安靜取代了之前慶祝的喧鬨或仇恨的騷動。人們照常進行著清理、修複、分配物資等日常工作，但彼此間的交談變少了，眼神中多了些沉思，看向戰俘營方向的目光也變得複雜難明。
臨時法庭內，氣氛卻更加緊繃。展覽是序幕，是情感的宣泄與認知的衝擊，但最終的責任認定與具體懲處，仍需落在白紙黑字、具備可執行性的裁決之上。
特彆法庭的成員們——趙鐵山、蘇木晴、兩位從東北後方緊急調來的資深法官、一位在幸存者中德高望重的老學者、以及一位代表基層士兵的功勳連長——已經閉門商議了超過十個小時。會議室內煙霧繚繞趙鐵山特許了吸煙，以緩解壓力），每個人的臉上都寫滿了疲憊與凝重。
擺在桌上的，是堆積如山的證據材料、幸存者證詞、技術分析報告，以及對戰俘主要是凱因少校）的詳細審訊記錄。罪行的嚴重性毋庸置疑，反人類罪的證據鏈清晰完整。難點在於：如何懲處？
“按照我們光複軍在東北的做法，以及末世前國際法的精神，這種罪行，主犯和積極執行者，判處死刑並不為過。”那位功勳連長聲音沙啞，眼中血絲密布，他的連隊在之前的阻擊戰中傷亡慘重。
老學者推了推破損的眼鏡，緩緩道：“死刑，固然能平息部分民憤，也能根除後患。但……我們是否考慮過，這些‘新紀元’的士兵，他們本質上，是否算是完全意義上的‘人’？或者說，他們是否具備與我們同等的自由意誌和道德判斷能力？審訊記錄顯示，他們的行為高度依賴外部指令和內部邏輯協議，個人情感和道德意識被嚴重抑製。懲罰一個被高度編程的工具，意義何在？更重要的是，他們身上攜帶的科技信息、對‘新紀元’的了解，具有極高的價值。”
“價值？！”連長激動起來，“老教授！他們的價值是建立在我們的屍骨之上的！難道因為他們的科技先進，就能抵消屠戮的罪孽嗎？那正義何在？”
“我不是說抵消！”老學者也提高了聲音，“我是說，懲罰的目的，除了報應，還有威懾、教育、預防。對於這些可能連‘罪孽感’都無法產生的存在，單純的肉體消滅，能達到這些目的嗎？會不會反而激化我們與‘新紀元’潛在勢力的對立，斷絕獲取關鍵信息的渠道？”
蘇木晴揉了揉發脹的太陽穴，聲音疲憊但清晰：“我同意需要獲取信息。但也不能因此輕縱。我擔心的是，如果我們采取過於‘溫和’或‘功利’的處置方式，如何麵對那些失去親人的同胞？如何告慰犧牲的英靈？民眾的情緒需要出口，否則壓抑的仇恨可能會以更危險的方式爆發。”
一位法官翻動著凱因的審訊記錄，眉頭緊鎖：“這個凱因少校，他的反應非常……典型。他承認事實，但否認‘罪惡’，因為在他的認知框架裡，那隻是‘任務’。他甚至詢問，如果配合研究、提供信息，是否可以‘折抵’對他的‘非效率拘禁’。他將一切都視為可計算、可交易的‘資源’和‘變量’。與這樣的思維模式打交道，我們慣常的法律和道德觀念，遭遇了挑戰。”
趙鐵山一直沉默地聽著，指尖無意識地敲擊著桌麵。作為最高指揮官，他必須權衡各方：法律的尊嚴、民眾的情緒、未來的利益、文明的底線。
“諸位，”他終於開口，聲音低沉而堅定，“我們麵臨的，不僅僅是審判一群戰犯。我們是在為兩個截然不同的文明接觸、衝突後的責任追究，確立一個先例。這個先例，必須兼顧現實與理想，懲戒與警示，情感與理性。”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著外麵陰沉的天色和遠處依舊在冒煙的母艦殘骸。
“死刑，可以滿足最直接的複仇訴求，但也可能關閉一扇了解強大敵人的窗戶，並可能被對方如果還有後續力量）視為徹底敵對、無需談判的信號。”
“單純囚禁或苦役，對於這些可能將之視為另一種‘任務模式’的存在，威懾和教化作用存疑，且長期消耗資源，管理風險高。”
“我們需要一種……既能體現罪行嚴重性、回應民眾訴求，又能最大限度利用其價值、並為未來可能的接觸留下一點哪怕極其微小）轉圜餘地的……‘複合型’裁決。”
他轉過身，目光掃過在座的每一個人。
“我的提議是：分級懲處，勞動改造與強製研究相結合，輔以永久性的‘罪行公示’與‘認知矯正’義務。”
他詳細闡述了自己的構想：
首先，根據證據，對所有戰俘進行責任分級。像凱因少校這樣的高級軍官和確鑿證據證明積極參與屠殺的中低級軍官、骨乾士兵，列為“一級戰犯”。其餘普通士兵，根據其具體行為記錄，列為“二級”或“三級”。
對於“一級戰犯”，不判處死刑，但判處終身強製勞動與配合研究。他們將被送往最艱苦、最危險但經過評估可控）的重建區域或科研前線，從事超出普通人類承受極限的體力勞動或高風險實驗配合工作。他們的生命將完全用於“贖罪”和“創造價值”，沒有刑期，直至自然死亡或失去勞動能力。同時，他們必須無條件配合對人類科研人員包括心理、社會、科技等多領域）的研究，提供一切所知的關於“新紀元”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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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二級”、“三級”戰犯，根據情節，判處長期或不定期的勞動改造，同樣需要配合研究，但在條件上稍有寬鬆。設立明確的“行為評估與認知轉化”考核機製，如果能在勞動改造期間表現出對罪行的真正認識哪怕是從邏輯上理解其危害）、積極彌補、並掌握一定人類生存技能和價值觀，可以獲得逐步減輕監管、甚至最終有限度融入人類社會的可能性但需永久攜帶特殊標識，接受監督）。
其次，建立永久性“罪行公示與反思”製度。在基地原址、各主要幸存者聚居點，設立類似之前“展覽”但更為完善的紀念碑或資料館，將“新紀元”的罪行、審判過程、戰犯信息除涉及極端隱私外）公開展示，作為永世警示。所有戰犯，尤其是“一級戰犯”，必須定期如每年）在特定場合，麵對幸存者代表或公眾，陳述其罪行即使他們依舊無法從情感上懺悔，也必須從邏輯和後果上承認），並彙報其勞動改造與“認知進展”。
最後，成立跨領域的“戰後文明反思與對策研究委員會”，專門負責處理與“新紀元”相關的一切後續事宜，包括對戰犯的管理、研究進度的追蹤、相關科技的解析與謹慎應用、以及製定應對“新紀元”可能卷土重來的長遠戰略。
“這個裁決，”趙鐵山沉聲道，“不尋求簡單的‘解恨’。它要求我們幸存者，在銘記傷痛的同時，保持一份超越複仇的冷靜與遠見。它也給予那些戰犯尤其是下層士兵）一絲極其微茫的、通過漫長艱難的‘贖罪’與‘改造’重新定義自身的可能性——前提是他們能真正理解哪怕隻是邏輯上）自己所作所為的意義。同時，它最大程度地將這些‘俘虜’轉化為我們了解和應對未來威脅的‘資源’。”
會議室內再次陷入沉默，每個人都在消化這個複雜而沉重的提議。
“民眾……能接受嗎？”蘇木晴輕聲問，這是最關鍵的問題。
“我們需要解釋，需要引導。”趙鐵山道，“將展覽作為前置，讓民眾看到敵人的‘非人’性與我們的困境。強調終身強製勞動的嚴厲性那將是真正意義上的苦役），強調‘一級戰犯’永無自由的事實。同時，也要講明留下他們、研究他們的戰略必要性。最重要的是，我們要承諾，所有的研究進展、所有的信息，都將首先用於保護幸存者、重建家園、提升我們的力量，以防止悲劇重演。”
他頓了頓，加重語氣：“正義，不僅是快意恩仇。正義，更是為了創造一個不再產生同樣悲劇的未來。有時候，後者需要更堅韌的神經和更宏大的視野。”
長時間的討論和細節推敲後，特彆法庭最終通過了這一裁決方案，並決定立即向公眾公布。
當天下午，在同樣的會場，麵對比之前更多、神情更加肅穆的民眾，趙鐵山代表特彆法庭，宣讀了最終的《關於“新紀元”先遣軍戰爭罪行暨責任認定與懲處之特彆裁決》。
當聽到“一級戰犯”被判處“終身強製勞動與配合研究”，聽到那詳儘而嚴苛的“罪行公示與反思”製度，聽到成立專門委員會應對長遠威脅時，人群的反應是複雜的。沒有歡呼，也沒有激烈的反對。許多人默默流淚，或許是覺得這樣的懲罰依舊不夠“解恨”，或許是為這沉重而無奈的抉擇感到悲哀，或許，也有一部分人，聽懂了裁決背後那份沉甸甸的、超越眼前恩怨的責任感。
凱因少校和其他戰俘代表，再次被帶到台前聽取裁決。凱因的表情依舊平靜，隻是在聽到“終身”、“強製勞動”、“配合研究”等詞彙時，他的處理器似乎進行了一次快速的功耗波動調整。他微微抬起頭，看向宣讀裁決的趙鐵山，冰藍色的眼眸中，數據流安靜地流淌，仿佛在重新評估“人類”這個變量的複雜性和……潛在的“談判”價值。
公審大會，以這樣一份充滿妥協與算計、苦澀與遠見的裁決，最終落幕。
正義得到了它的裁決，儘管這裁決穿著現實主義的沉重外衣。
人類的道路，在血與火的廢墟上，又向前蹣跚地邁進了一小步。
而對“新紀元”戰犯們的漫長“改造”與“研究”，以及人類文明對自身的深刻反思，才剛剛開始。
夜幕降臨，鉛雲未散。
但基地的燈火，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明亮，也要…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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