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州城破,金室覆亡的捷報,宛如一道劃破黑暗夜空的閃電,瞬間照亮了汴京皇城的每一個角落。這一消息如同一顆投入滾油的火星,迅速引發了一場軒然大波。
凱旋的歡呼聲和喧囂聲尚未平息,一場關乎大宋未來命運的庭議,就在垂拱殿內緊鑼密鼓地拉開了帷幕。這座莊嚴的殿宇,此刻顯得格外肅穆,丹墀之下,文武百官們整齊地肅立著,他們的表情各異,有的興奮,有的憂慮,有的則顯得若有所思。
然而,空氣中彌漫的情緒卻並非僅僅是勝利的狂喜。在這表麵的喧囂之下,一股被刻意引導、日益熾烈的民族情緒正悄然湧動。這股情緒如同一股暗流,在人們的心中激蕩,使得原本就複雜的局麵變得更加撲朔迷離。
宋徽宗趙佶端坐龍椅之上,往日那份屬於藝術家的溫文與超脫,此刻竟被一種銳利乃至略顯偏執的鋒芒所取代。他目光掃過群臣,聲音帶著一種不容置疑的決斷:
“金虜已滅,舊恥得雪!然今日之議,非為慶功,乃為定我大宋萬世之基業!”他停頓片刻,一字一句,如同金石交擊,“爾等須謹記:我大宋之江山社稷,可禪、可繼、可革,而不可使異類問之!”
此言一出,如驚雷炸響殿宇。這已不僅是強調華夷之辨,更是將王朝的內部更迭禪、繼、革)與外部威脅異類問鼎)截然對立,將“非我族類”徹底排除在了華夏政治傳承的序列之外。
群臣屏息,感受到天子話語中那股前所未有的、近乎霸道的意誌。
而這意誌的源頭,或許連趙佶自己也未必全然明晰。唯有在他神念偶爾觸及那無形無相的“無無能量網”時,才能感受到其中深紅真罡的澎湃激蕩,一股屬於鐵木真的、充滿了征服與排他性的“英雄氣”,正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他的心緒,將他內心深處對異族的警惕與不信任,放大到了極致。
他似乎被這股情緒推動著,言辭愈發激烈,竟引經據典,拋出石破天驚之論:
“夷狄者,殲之不為不仁,奪之不為不義,誘之不為不信。”他的聲音在殿中回蕩,帶著一種冷酷的邏輯,“何也?信義者,人與人相於之道,非以施之非人者也!”
對於那些夷狄,殲滅他們不算不仁德,奪取他們的東西不算不正義,誘騙他們不算不守信。為什麼呢?因為信義,是人與人之間交往的準則,不是用來施加給非人之存在的!)
這番將夷狄直接劃出“人”的範疇、剝奪其道德權利基礎的言論,可謂極端至極。然而,殿內多數文武,或因勝利衝昏頭腦,或因迎合上意,或因本就懷有強烈的民族情緒,竟紛紛高聲附和:
“陛下聖明!”
“夷狄豺狼之性,豈可以人理度之!”
“正當如此,方可保我華夏永昌!”
一時之間,殿內充斥著對強硬路線的讚頌之聲,仿佛唯有如此,方能彰顯新滅強金後的大宋氣魄。
在這片喧囂之中,端坐於文臣班列稍後位置的朱熹,眉頭卻越蹙越緊。他那清臒的麵容上,滿是凝重與憂慮。他感受到天子言論中那股違背儒家“仁恕”之本、近乎法家苛厲的危險氣息。
終於,龍椅上的趙佶目光一轉,落在了這位以理學名動天下的醇儒身上。“朱卿,”他語氣稍緩,卻仍帶著考校之意,“於朕方才所論,卿以為如何?”
刹那間,所有目光都聚焦在朱熹身上。附和之聲漸息,殿內一片寂靜,等待著他的回答。
朱熹整了整衣冠,穩步出班,並未直接反駁徽宗的激烈言辭,而是秉持著他一貫的醇和與中正,從容奏對,聲音清朗而堅定:
“陛下,臣嘗聞:王者之於戎狄,暴則懲之,順則遠之,各安其所,我不爾侵,而後爾不我虐。”
君王對待戎狄,他們暴虐就懲罰他們,順服就讓他們安居遠方,各自安於其所在,我不侵犯你,然後你才不會虐待我。)
他引述古義,先定下一個“各安其所”的和平基調,隨即展開其宏大的地理與文化視野:
“沙漠而北,河、洮而西,日南而南,遼海而東,天有殊氣,地有殊理,人有殊質,物有殊產。”
大漠以北,黃河、洮水以西,日南郡以南,遼東以東,天空有不同的氣候,大地有不同的法則,人有不同的稟賦,物產有不同的種類。)
他描繪了一幅多元並存的世界圖景,強調差異的天然合理性,繼而提出其理想中的秩序:
“各生其所生,養其所養,君長其君長,部落其部落。彼無我侵,我無彼虞,各安其紀而不相瀆耳。”
各自生長於其所生之地,養育於其所養之物,有自己的君主和首領,有自己的部落和組織。彼此不互相侵犯,互不疑慮,各自安守自身的秩序而不互相褻瀆乾擾。)
這番言論,與徽宗那充滿攻擊性、欲將“異類”排除在道德共同體之外的論調,形成了鮮明對比。朱熹並非主張無原則的退讓,而是強調基於差異的尊重與和平共處,以“不相侵瀆”為界限,構建一種穩定的天下秩序。這既是其“存天理、滅人欲”哲學在政治層麵的延伸,也是對當下朝廷盲目自大、可能引火燒身傾向的委婉諫言。
朱熹話音落下,垂拱殿內一片寂靜。方才激昂附和的眾臣,有的陷入思索,有的則不以為然。徽宗趙佶臉上的銳氣未減,但眼神中卻閃過一絲難以察覺的複雜光芒。他體內那股受鐵木真意誌影響的深紅真罡仍在鼓蕩,渴望著征伐與掌控,但朱熹那基於天理人心的醇和之聲,如同一道清泉,試圖澆熄這躁動的火焰。
朝堂之上的理念交鋒,並未因滅金之勝而平息,反而因觸及立國之本與未來戰略,變得更加尖銳與深刻。大宋這艘巨輪,在駛向未知的航道上,麵臨著是乘風破浪、銳意進取,還是持重守中、厚植根基的艱難抉擇。而徽宗心中那團被“英雄氣”點燃的野火,與朱熹所守護的“天理”秩序,之間的張力,已在這廷議之上,清晰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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