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瀛的改造實踐，如同一麵被強行擦拭的古老銅鏡，不僅映照出兩種文明的劇烈碰撞，更在打磨過程中，清晰地暴露了人性深處那糾纏不清、曖昧難明的矛盾核心。吳用與宋江所麵對的，已非簡單的“順從”與“反抗”，而是一片更為幽深的沼澤——在那裡，“人”的向往與“獸”的沉迷，如同雙生纏繞的藤蔓，難分彼此。
一、光暗同體：人心深處的雙生影
“人愈令人向往，獸越使人沉迷！”吳用在審閱各地關於邪教活動與歸化民心態的密報時，不禁發出這樣的歎息。他仿佛看到，在每一個海東居民的內心深處，都藏著兩個牽手的小人：一個長著翅膀，向往秩序、仁愛、文明與安定；一個踩著爪印，沉迷於力量、放縱、舊俗與破壞的快感。
那個“長翅膀的小人”，在宋人帶來的穩定秩序、均田實惠、科舉希望以及精美文化的感召下，確實在許多人心中蘇醒、生長。他們學習漢字，遵守法令，辛勤耕作，甚至開始以能寫幾句漢詩、知曉一些宋禮為榮。這是“性善”之端，是教化的成果，是人性中向上、向光的一麵。
然而，那個“踩爪印的小人”卻從未真正離去。它蟄伏在失去土地的舊貴族的怨毒裡，湧動在武士被剝奪榮耀的屈辱中，也潛藏在普通民眾對未知變革的恐懼以及對往日簡單生活的隱秘懷念裡。當宋人的統治帶來壓力，當生活的困境無法排解，當邪教的蠱惑觸及內心最原始的恐懼與憤怒時，這個“獸”便掙脫束縛，以虐殺、破壞、裝神弄鬼等極端形式宣泄出來，帶來一種扭曲的、墮落的“沉迷”。
更令人心驚的是，這兩個小人往往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個體身上。一個白天在“明倫堂”恭敬聽講的歸化少年，夜晚可能就在密林中參與對宋人象征物的破壞儀式；一個領受了均田好處、對官府感恩戴德的農戶，也可能因一則關於“宋人欲毀我神社”的謠言，瞬間轉化為暴戾的幫凶。
二、性善之困：理想照進現實的荊棘
朱熹所秉持的孟子“性善論”，在這片複雜的土地上，遭遇了嚴峻的挑戰。其“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仁義禮智，我固有之”的信念，在東瀛的實踐中，暴露出諸多困境：
1.“善端”的蒙蔽之深：東瀛本土的神道信仰與武士道精神，其核心與儒家仁愛思想存在本質差異。那種對“誠”純粹）的追求可能導向極端的忠，也可能導向極端的暴；對“死”的美化更與“身體發膚，受之父母”的觀念格格不入。這種文化基因層麵的“習氣”，使得“善端”如同被厚重的、異質的苔蘚覆蓋，絕非簡單的經典誦讀和禮儀訓練所能輕易刮除。
2.環境的反向塑造：宋江、吳用推行政策時不可避免的強硬手段如分類、鎮壓、流放），以及部分宋人官吏、移民的優越感與欺壓行為，本身就在製造新的“不忍”與“不仁”。當環境充滿不公與壓迫時，人性中“善”的萌芽極易被摧折，反而為“惡”的滋生提供了土壤。邪教的蔓延，在某種程度上，正是這種扭曲環境的產物。
3.“善”的脆弱性與“惡”的誘惑力：在實踐中，吳用無奈地發現，建立對“善”的信仰需要長期、耐心的引導與適宜的環境，而激發“惡”卻往往隻需一個契機、一句蠱惑。尤其是在社會劇變、舊有價值觀崩塌的背景下，投向“獸性”的懷抱，似乎能提供一種更直接、更刺激的情感宣泄和身份認同哪怕它是扭曲的）。
三、論爭的漩渦：性惡與無善無惡的幽靈
麵對性善論在實踐中步履維艱，其他兩種人性觀的聲音也開始在統治集團內部隱約回響：
性惡論的陰影：以劉混康那冷靜到近乎冷酷的視角觀之，東瀛發生的種種，尤其是邪教的殘忍與部分民眾的反複無常，恰恰印證了“人性本惡，其善者偽也”的判斷。他認為，唯有以強大的外力無論是道法神力還是嚴刑峻法）進行約束、威懾乃至清洗，方能遏製惡的泛濫。他的“分類法”本身就帶有強烈的性惡論預設。
無善無惡論的浮現：更有甚者，一些身處一線、深感無力的官員開始傾向於“性無善無惡”論。他們認為，人性如同一張白紙，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東瀛民眾之所以如此，皆因“習”也——是數百年的島國環境、獨特的文化習俗造就了其矛盾的性格。如今要改造，非僅靠宣揚性善，而需徹底改變其“所習”，包括環境、製度、生活方式等一切方麵，這是一個更為龐大、更不確定的工程。
吳用站在理論的十字路口，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他依然希望相信朱熹的性善論，那是王道政治的基石。但眼前的現實，卻不斷將性惡論的懷疑與無善無惡論的無奈推到他麵前。他意識到，或許人性本身就是一個複雜的多麵體，既有向善的無限可能，也有墮落的深淵，更有巨大的可塑性。任何單一的理論，都無法完全涵蓋其在具體曆史、社會條件下的複雜表現。
“教化之道，莫非真如逆水行舟，非惟需指引光明之岸，更需時刻警惕水下之暗流與漩渦？”吳用擱下筆，望著窗外海東陰晴不定的天空，心中充滿了對人性深不可測的敬畏，以及對前路更加審慎的思索。東瀛的實踐，不僅是在改造一片土地，更是在叩問著關於人類本源的永恒謎題。這條教化之路，因觸及人性最深處的矛盾，而顯得愈發歧路叢生，艱難無比。
喜歡林衝君請大家收藏：()林衝君書更新速度全網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