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那“進軍嶺北，逼蒙西遷”的決策，如同一塊巨石投入原本就暗流洶湧的潭水，激起的漣漪迅速擴散至帝國的各個角落，尤其是那些被主流秩序排斥、壓抑的邊緣地帶。當“教化”在海東遇到堅冰，當降卒與戰俘的怨恨無處安放，這場新的戰爭，恰好為這些躁動的靈魂提供了一條危險而又充滿誘惑的出路。而朝廷隨之頒布的《征西軍功爵賞格》，更是如同在乾柴上投下的烈火，瞬間點燃了無數人的野心。
這道詔令的核心清晰而殘酷：“不論出身，唯論軍功。斬首奪旗，勘驗無疑者，賞！奪敵草場，立寨築城，能守之者，賞！逼遷蒙古部落，拓土百裡者，賞！”賞格之豐厚，令人咋舌：從小隊頭目到一軍指揮使的實職官銜，從金銀布帛到漠北水草豐美之地的“世襲牧養權”，甚至，詔書中隱晦地提及，若有能“建不世之功，奪龍興舊地者”，“雖異姓，亦可封王，裂土以酬！”
“裂土封王”！這四個字，如同具有魔力的咒語，在那些心懷不甘、驍勇好戰之輩的腦海中瘋狂回蕩。
一、瀛洲狼奔，海東泄洪
消息傳至海東省，效果立竿見影。那些被劉混康劃為“獸性難泯”、在吳用的“分而治之”與音樂教化下依舊桀驁不馴的倭人武士，原本隻能在陰暗角落滋生邪教，或是在苦役營中磨礪仇恨，此刻仿佛看到了通往榮耀或者說他們理解的榮耀）的康莊大道。
“與其在此受宋人鳥氣，不若去北地搏個封侯！”
“刀劍才是武士的言語，雪原方是埋骨的墳塚！”
“聽說蒙古人亦是勇士，正好一會！”
各地“演武堂”門前，申請加入征西軍倭人輔兵營的武士排起了長隊。他們眼中燃燒著對戰鬥的渴望和對功名的熱切，暫時壓過了對宋人的怨恨。對宋江和吳用而言，這無異於一次危險的“泄洪”。大量不穩定因素主動要求離開，短期內確實緩解了治理壓力，吳用甚至樂觀地認為這是“以夷製夷”的妙招。他下令擇優選拔，將這些倭人武士單獨編成“忠義”、“敢勇”等營，配以宋人軍官嚴加管束，允其攜帶慣用刀具但嚴格控製弓箭和長兵器），作為征西軍的先鋒與側翼。
二、遺民蟻附，仇恨為薪
與此同時，在北方各州縣，對原金國、遼國遺民及降卒的征募更是如火如荼。這些與蒙古有破家滅國之仇的漢子，壓抑已久的怒火找到了宣泄的出口。朝廷的封賞政策，更是給了他們一個明確的複仇目標和上升階梯。
“殺韃子，搶草場，給祖宗報仇！”
“博個功名，光耀門楣，讓子孫不再為奴！”
“宋官說了，殺得越多，賞得越厚！草原上的東西，誰搶到就是誰的！”
複仇的渴望與對財富地位的追求交織在一起，形成了可怕的驅動力。他們熟悉草原氣候，精通騎射，對蒙古人的戰法也多有了解，正是最合適的炮灰與利刃。種師道與吳用將這些部隊打散重組，與宋人邊軍、囚徒混編，以宋軍製度約束，以複仇之心激勵，形成了一支戰鬥力與破壞力都難以預估的複雜軍隊。
三、群魔亂舞，危機暗伏
越來越多的好戰分子從帝國的陰影中走出，彙聚到“征西”的大旗之下。這支軍隊的成分變得空前複雜：有心懷異誌的倭人武士，有仇恨滿腔的金遼遺民，有渴望贖罪的囚徒，也有夢想建功立業的宋地邊民。他們唯一的共同點，或許就是對戰爭功名的渴望，以及被主流社會長期壓抑後驟然釋放的破壞力。
軍營之中，語言混雜，習俗各異，摩擦不斷。倭人武士的集團觀念、金遼降卒的派係之分，都與宋軍的紀律要求格格不入。雖有種師道的威望彈壓，有吳用的智謀調和，但那股躁動、暴戾的氣息，如同軍營上空凝聚不散的烏雲。
吳用深知其中隱患，他在給宋江的密信中寫道：“……此軍實乃雙刃之劍，馭之得當，可破強蒙；若駕馭失宜，恐反噬其身。倭人勇悍而難測其心，金遼遺卒複仇心切而易失控。唯有以重賞驅之，以嚴法束之，以宋軍精銳挾製之，或可勉力為之。然北地迢迢，變數無窮，弟此行，如履薄冰……”
汴京城內，徽宗看著各地踴躍參軍、士氣高昂的奏報，龍顏大悅，自覺此策一箭雙雕，既開疆拓土，又消化了內部不穩定因素。他仿佛已看到“征西軍”橫掃漠北，蒙古狼群倉皇西竄，大宋版圖北抵北海的盛景。
然而，在朱熹的書院中，卻傳來一聲沉重的歎息。他對著擔憂的弟子們說道：“以殺止殺，以暴易暴，仇恨滋生仇恨，欲望激發欲望。驅虎狼之師以求功業，縱然一時得利，然戾氣已種，他日恐結出更難下咽之苦果。此非王道，實乃霸道，乃至危道也！”
北風愈發凜冽，征西軍的先頭部隊已經踏上了茫茫雪原。這支由“教化不了的倭人”和“懷恨在心的戰俘”為主力構成的軍隊，懷揣著封王賞地的夢想，攜帶著被壓抑已久的破壞力，如同一股裹挾著泥沙的洪流，衝向未知的北方。他們的命運，與大宋的國運，乃至整個北方亞歐大陸的格局，都將在即將到來的血與火中，接受殘酷的洗禮。功名隻向馬上取，隻是不知，最終能有多少人活著享受到那用鮮血染紅的賞格，而這場豪賭，又將為大宋帶來怎樣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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