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大融合”與“西北拓荒”政策如火如荼展開的同時，汴京的決策者們將目光投向了更為根本的社會細胞——家庭。在朱熹“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學框架與劉混康“陰陽調和，生生不息”的道家理念共同影響下，一項旨在重塑社會基礎、優化族群未來的政策被提上日程，並最終以《欽定婚姻禮製疏》的名義頒行天下，其核心便是：倡導並鞏固一夫一妻家庭製度，創建能充分發揮性彆互補優勢的社會規則，以期培養出更為卓越的後代，形成人類生命傳承的良性循環。
詔書闡明：“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基。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夫一妻之謂和。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故立定製，明禮法，倡專偶，以固家國之本，以育菁英之苗。”
然而，要將這一源於中原儒家禮法的理念，推行於風俗各異、環境迥然的帝國全境，無疑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
場景一：中原士鄉——禮法的示範與內化
在汴京、臨安等文明腹地，推行最為順暢。官府通過鄉飲酒禮、州縣學宣講，大力表彰“和睦相敬、教子有方”的模範夫妻。律法明確，禁止納妾已有者不究，但不再允許新納），嚴懲通奸，和離協議離婚）需經官府審核，單方麵休妻則需符合“七出”之條且報備，並承擔相應責任，極大提高了婚姻的穩定性。
士大夫家庭率先垂範，夫妻關係被重新定義。丈夫仍需攻讀詩書、求取功名，但被鼓勵“敬妻”、“谘內”，認可妻子在管理家務、教育子女尤其是啟蒙階段）中的關鍵作用。才女文化得到官方有限度的支持，認為“賢母生慧子”，妻子具備一定的文化素養更利於後代培養。一種“內外分工、彼此敬重”的伴侶式夫妻關係，逐漸成為士林推崇的理想模式。
場景二：西北邊城——生存壓力下的務實互補
在環境艱苦的定西堡、哈密力等新拓之地，一夫一妻製更多地與殘酷的生存現實結合。官府法令與屯墾使的強力推行是外因，內因則源於惡劣環境下的生存需求。
在這裡，家庭是一個完整的生產戰鬥單元。丈夫負責墾荒、戍衛、與外界交涉等“外向”風險高的工作；妻子則主持修建地窩子、打理小塊園圃、蓄養少量家畜、製作和保存食物、縫補衣物，並往往需要掌握基本的草藥知識和防禦技巧。孩子的存活與成長是家庭存續的希望，夫妻必須緊密協作，任何一方的缺失都可能意味著整個家庭的崩潰。因此，這裡的婚姻紐帶更為牢固，建立在實實在在的相依為命之上。性彆互補體現為生存技能的互補，而非簡單的內外之分。一個既能持家又能射箭自衛的婦人，遠比一個隻會吟風弄月的才女更受尊重。
場景三：草原部落——從“收繼婚”到“定居耦耕”
對歸附的草原遊牧部落，推行過程最為艱難且充滿變通。蒙古、突厥等部族傳統上有“收繼婚”兄終弟及）習俗，且以多娶妻妾、丁口繁盛為榮。大宋並未強行立刻禁絕所有舊俗，而是采取了循序漸進的策略。
首先，在劃分草場、建立定居點半農半牧）的過程中，以“戶”為單位進行登記和分配資源，明確“戶主”及其法定配偶正妻）。對於願意實行一夫一妻的部落家庭，給予更多的草場使用權、優質種畜或農具作為獎勵。
其次，派遣精通醫理和畜牧的官員，宣講“精養優於濫生”的理念：集中資源培養少數健康、強壯的後代，遠比生養眾多卻體弱多病的孩子更有利於家族長遠發展。同時，引入中原相對先進的接生技術和幼兒護理知識，降低嬰幼兒死亡率，從事實上減少依靠多生多育來保障血脈延續的需求。
對於頑固堅持多妻的部落頭人，則通過限製其子弟進入官學、削減貿易配額等方式施加壓力。漸漸地，在靠近漢民定居點的部落中，穩定的核心家庭開始出現，妻子在家庭畜牧業和初步農耕中的作用凸顯，地位有所提升。
場景四：海東省——神道與儒禮的奇特融合
在海東，此政策與“天理教”的推行相結合。傳諭使將一夫一妻解釋為“天地陰陽之正理，神國安定之根基”。他們改造婚禮儀式，保留部分神道元素如“三三九度”交杯酒），但核心環節變為祭拜“天地祖宗”天理教義下的）、簽署官製婚書、聆聽關於“夫婦和合、綿延福嗣”的訓導。
針對倭人曆史上貴族階層多妻妾、武士階層風流成性的習俗，法令嚴格執行，違者重罰。同時，宣揚“賢內助”對武士保持“清明之心”、專注於“忠義之道”的重要性。許多原本隻能作為側室或女房的女性，獲得了正妻的法律地位和保障，其在管理家計、撫育後代中的作用被空前強調。
成效與挑戰
這一涉及根本人倫的製度變革，其效果是深遠而複雜的。
積極方麵：在廣大地區，尤其是新拓疆土和強製推行區，家庭結構趨於穩定，資源更集中於核心後代的教育與成長。女性地位在法律和一定程度上在現實中得到提升，其智慧和能力在家庭和社會治理中有了更多發揮空間。從長遠看，這確實有利於提升人口的整體素質和文化認同。
挑戰與暗流：舊有習俗的阻力依然強大，尤其是在草原和海東的部分地區，暗中的多妻現象和傳統婚戀模式並未完全消失。政策的剛性執行有時會引發局部矛盾。此外，如何真正實現“性彆互補優勢”而不僅僅是“分工”，避免陷入新的僵化模式，也是對社會的長期考驗。
劉混康於靜坐中，感知到帝國範圍內，因家庭結構變革而帶來的億萬生靈情感與生命能量的微妙變化，那紛繁複雜的“氣”似乎正在某種規則引導下，趨向於更有序、更穩定的交融與生發。而朱熹則欣慰地看到，“齊家”這一環節，正在從理念加速變為普世實踐，視為“平天下”的堅實基石。
大宋帝國，正試圖通過塑造最基本的家庭單元，來雕琢整個文明的未來形態。這條重構人倫之路，如同其拓疆與融合的征程一樣，布滿了探索、挑戰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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