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福德。
清廷出洋肄業局監督吳子登，在1880年上任，作為一名典型的傳統士人，他從未離開過“天朝”，直到奉命前來監督這群“留美幼童”。
起因是朝中爭論不休，正監督陳蘭彬和副監督容閎已勢同水火，於是新任命他前往接替陳蘭彬。
而他眼前所見，已經不是水土不服可以形容，簡直是“經史錯亂”。
他所接管的，是一個他無法理解的世界。
他的前任陳蘭彬，乃至留美幼童倡議者容閎，似乎都在縱容一場瀆職與背叛。
他看到的是一群剪掉了辮子、或將辮子盤在頭頂藏在西式禮帽下的叛逆。
看到的是一群穿著剪裁合體的法蘭絨運動服、在草地上追逐皮球、高聲用英語呼喊“payba!”的野蠻人。
在哈特福德的“大清國駐美教育使團”總部，他更是被一張合影刺痛了，
那些少年，詹天佑、黃開甲、梁敦彥等人，組成了名為“東方人”的棒球隊，神態倨傲，與美國人無異。
他走進這群學生的課堂，聽到的不是《聖諭廣訓》，而是拉丁文法和微積分。他發現這些本應“憑中國十三經、二十一史，以純正其心誌”的少年，如今對中文所知甚少，也無心學習。他們非但中文荒疏，甚至達到了厭棄儒學的地步。
更不可饒恕的，是他們沾染西俗、離經叛道。他們與美國女同學過從甚密，在教堂裡參加禮拜，甚至有人信奉耶穌。
容閎多次與他爭辯，這個耶魯大學的畢業生，認為這些都是文明進步的必經之路，是吸收西方科技文化的代價。
但他自己，孔孟之道的扞衛者，看到的隻有“變且初服”——他們已經變成了徹頭徹尾的外國人。
他必須行動。他要向北京的王爺和大臣們揭露這場騙局。
去年末，奏折抵達了北京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吳子登上奏，他認為，這項耗費巨資，甚至動用關稅銀兩的計劃，非但沒有為大清培養出忠君愛國的棟梁，反而是在為外國增丁口之數。
“他們應被立即召回，並在回國後受到嚴格看管。”
北京的“頑固派”勢力終於等到了他們需要的彈藥。
朝廷內部的爭論塵埃落定。
光緒七年，正式的諭旨下達：出洋肄業局，裁撤。所有學生，即刻歸國。
這場曆時十年、寄托了曾國藩、李鴻章無儘希望的教育之路，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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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金山港。
太平洋郵輪公司的“阿拉斯加”拉響了汽笛，準備啟程橫渡太平洋，前往上海。
第一批返回的留美幼童站在甲板上，目送著他們生活了近十年的“第二故鄉”緩緩消失在視線裡。
詹天佑情緒難明。他剛剛以優異成績從耶魯大學謝菲爾德科學院土木工程係畢業。
儘管他臉上看不出太多情緒，但內心早已在計劃。
美國因鐵路而強盛，他親眼目睹了太平洋鐵路的奇跡。
他想，隻要給他一個機會，他就能為大清國造出同樣的鐵路，甚至是更好的鐵路。
在他身邊，是來自麻省理工學院的鄺景揚。
他學的是礦業和土木工程。
不遠處，是唐紹儀和梁敦彥，黃開甲等等，情緒都很複雜。
一邊是離開美國寄宿家庭的悲傷——那些新英格蘭地區的家庭曾給予他們真摯的歡迎和關愛，另一邊，是回歸祖國、效力國家的興奮與憧憬。
詹天佑的思緒回到了幾個月前，當召回令抵達哈特福德時，他的洋父親和他的教授四處奔走，甚至試圖遊說美國政府介入。
可惜，什麼也改變不了，
他們的美國監護人、那些視他們如己出的美國家庭，在港口為他們哭泣送行。
《紐約時報》等多家報紙為他們的召回鳴不平，稱之為“清政府的愚昧與倒退”。
但現在，那些聲音都遠了。
悲傷過後，也有振奮，他們堅信，祖國正張開雙臂，等待他們這批優秀的畢業生，回去開創礦山、鐵路、電報和新式海軍。
航行是漫長而壓抑的。
他們以為自己是凱旋的工程師。
他們不知道，在吳子登的報告抵達後，他們已經被重新定義為文化上的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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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黃浦江，吳淞口。
郵輪鳴響了悠長的汽笛，緩緩靠向碼頭。
詹天佑、唐紹儀、黃開甲和其餘的九十多名學生，穿上了他們最好的西裝。
這些西裝是他們在美國的最後時刻，舊金山華人總會找了唐人街最好的裁縫為他們定做的。他們仔細地打理著領結，擦亮了皮鞋。擠在欄杆邊，興奮地眺望著碼頭。
上海，這個他們中少部分人的故鄉，這個大清國最繁華的口岸。
或許他們內心也在期待著。
他們期待著一場歡迎儀式。也許不是盛大的，但至少是體麵的。
他們期望看到總理衙門的官員，或是江南製造總局、輪船招商局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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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期望看到“歡迎大清國出洋肄業局學生歸國”的橫幅。他們期望看到李鴻章總督的代表，來迎接他們這些國家自強運動的先鋒。
碼頭上，人頭攢動，有洋人、商販、苦力，還有看熱鬨的市民。
但，沒有人來迎接他們。
汽笛聲、纜繩的摩擦聲、苦力的號子聲……一切都嘈雜不堪，唯獨沒有他們期待的歡迎聲。
郵輪停穩了。舷梯放下。學生們拎著手提行李，依次走下。
他們站在碼頭上，九十多名穿著西裝、麵帶困惑的年輕人，在堆積如山的貨物和好奇的目光中，顯得格格不入。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
沒有官員。沒有馬車。沒有歡迎。
不知過了多久，幾個身影從碼頭的人群中慢吞吞地擠了過來。
為首的是一個穿著中式褂子、神情茫然的先生。
他走上前，打量著這群“假洋鬼子”，猶豫地開口：“哪位是……吳監督？”
吳子登監督早已先行一步，處理他的公務去了。
這個陸先生顯然對自己接過的任務毫無準備。
他手裡捏著一份名單，開始費力地清點人數。
他似乎完全不明白眼前這些是什麼人。在他眼裡，他們不是耶魯的工程師或哥倫比亞的學者，他們隻是一批貨物，是上海道台大人交代他接一下的“麻煩”。
“都到齊了？”他用不耐煩的上海話問。
學生們用英語和廣東話互相詢問，最後用生硬的官話回答：“齊了。”
“跟我來。”陸先生歎了口氣，轉身招了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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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先生為他們準備的“交通工具”出現了。
不是他們在美國乘坐的舒適馬車，也不是官員應乘坐的大轎，甚至不是普通的馬車。
那是幾十輛獨輪推車。
這種車，在上海，是用來運送蔬菜瓜果、貨物，或是最底層苦力的交通工具。
學生們震驚了。
“我們要坐這個？”唐紹儀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開玩笑嗎？arekidding?）”一個剛從耶魯畢業的學生脫口而出。
陸先生翻了個白眼：“囉嗦什麼？上車！行李也放上去。”
在陸先生的催促和碼頭苦力的推搡下，這群新英格蘭的紳士們，狼狽地爬上了那些吱吱作響的獨輪車，每輛車擠上兩個人，旁邊堆著他們的皮箱。
一場“遊行”開始了。
獨輪車隊，吱吱嘎嘎地駛離了碼頭，進入了上海繁華的租界。
這立刻引起了轟動。
看熱鬨的人群迅速聚集起來。
他們從未見過如此滑稽的場麵——一群穿著“洋服”的中國人，卻像待宰的牲口一樣被裝在獨輪車裡。
他們的西裝，成了最大的笑柄。
“假洋鬼子！”
“看，假洋鬼子！”
“辮子呢？他們的辮子呢？”
“聽說在番邦信了教，連祖宗都不要了！”
“朝廷花錢養了一群反骨仔……”
“看他們的樣子！！”
嘲笑聲，混雜著獨輪車刺耳的“吱嘎”聲，鑽進每一個學生的耳朵裡。
他們在美國的十年，是讚譽，喜愛和尊重的十年。
他們是洋父母的心頭寶，是劃船隊的主力，是棒球隊的明星，是學術獎項的獲得者。
而此刻，在他們引以為豪的祖國，在他們準備奉獻一切的土地上，他們成了被公開羞辱的小醜。
詹天佑坐在車上，緊抿著嘴唇。他沒有憤怒，隻有一種徹骨的冰冷。
真正的恥辱，發生在一個檢查站——法租界的邊界。
幾輛獨輪車因為沒有通行證被攔下了。
“下來！下來！”租界的巡捕嗬斥道。
陸先生束手無策，最後隻得嚴厲嗬斥他們下車。
這些耶魯和哥倫比亞的畢業生，穿著西裝，扛起沉重的皮箱，在同胞的嘲笑聲中步行穿過法租界。
陸先生帶他們到了上海道台衙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