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九靜靜地聽著，斯特林的這番話，似乎觸及到了一個他長久以來模模糊糊感覺到、卻又無法清晰表達的問題。
他想起在廣州府，地主的租子高得嚇人，農民辛苦一年，大半收成都要交租。
也想起在舊金山，唐人街的房租貴得離譜，無數同胞擠在狹小肮臟的棚屋裡，辛苦賺來的血汗錢，大半都落入了那些擁有地契的會館和白人房東手中。
甚至現在，他已經成為了美國華人世界最大的地主。
“所以，該怎麼辦？”陳九問道，“難道就眼睜睜地看著他們，用這種不勞而獲的方式，將我們用血汗創造的價值全部奪走？”
“或許……我們有第三條路可以走。”
斯特林突然說道，他轉頭，望向農場邊緣的區域。
“你還記得，那個在農場裡隱居的客人嗎？那個叫亨利·喬治的記者先生，聖佛朗西斯科之前紀事報的首席。”
陳九當然記得。
那個有些固執、不善言辭，卻整日埋頭在書堆和筆記裡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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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這裡已經快三年了。”
斯特林繼續說道，“他幾乎走遍了農場的每一個角落，和你們的社員交談，觀察你們的生產方式，研究你們的賬目。他告訴我，他正在寫一本書，一本試圖解開我們剛才所談論的那個時代悖論的書。一本……關於《進步與貧窮》的書。”
“喬治先生認為，問題的根源，既不在於資本，也不在於勞動，而在於對土地的私人壟斷。”
“他認為，土地的價值，並非由地主個人創造，而是由整個社會共同創造的。一個地方的人口越密集，商業越繁榮，公共設施越完善，那裡的土地就越值錢。這份地租，是社會的共同財富，理應歸全社會所有，而不應被少數人無償占有。”
“所以，他提出了一個……石破天驚的解決方案。”
斯特林深吸一口氣，“他主張，政府應該廢除其他一切五花八門的稅收。無論是對勞動收入的稅，還是對商業利潤的稅——隻征收一種稅，那就是土地價值稅，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單一稅。”
“將土地產生的全部地租，通過稅收的方式，收歸國有，用於公共事業的開支。這樣一來，土地投機將變得無利可圖，因為你即便囤積再多的土地，也無法從地租中獲利，反而要為此支付高昂的稅收。這將迫使地主要麼將土地投入使用，要麼就將其放棄，從而讓真正需要土地的人能夠獲得土地。同時，由於取消了對勞動和資本的稅收，將極大地激發人們的生產熱情和創造力。”
陳九的眼睛，瞬間亮了起來。
他不是經濟學家，聽不懂那些複雜的理論。但他以一個實踐者的敏銳直覺，瞬間就抓住了這個思想最核心、也最致命的力量！
廢除一切苛捐雜稅，隻收地主的租子！
這不就是自己故土曆史上無數農民起義軍夢寐以求的“均田地”理想的另一種實現方式嗎？
更重要的是，這個理論，為他們當下的鬥爭，提供了一個無與倫比的、堅實的道德與法理基礎！
他們不再是一群僅僅為了保衛自己財產的“異族暴民”，他們是在為一種更崇高、更普世的“正義”而戰！他們可以理直氣壯地對那些投機商說：你們對這片土地的所謂“所有權”，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你們沒有為這片土地流過一滴汗，卻妄圖攫取它增值的全部果實，你們才是真正的強盜和寄生蟲！
“這個思想……”
陳九的聲音裡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顫抖，“能行得通嗎？”
“我不知道。”斯特林坦誠地搖了搖頭，“這太激進了，它觸動的是這個國家最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團。但我知道，它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全新的可能性。一種……或許能夠將你的務實與我的理想，完美結合的可能性。”
他看著陳九，眼中充滿了期待：“喬治先生的思想，沒有否定私有財產。他承認個人通過勞動創造的財富神聖不可侵犯。這避免了新和諧村那種扼殺勞動積極性的弊端。但他又通過征收地租的方式，實現了土地價值的社會共享，這又與歐文先生反對不勞而獲、追求社會公平的理想不謀而合。”
“陳，亨利·喬治先生，不僅僅是農場的一個客人。他可能是上帝派來，為我們指明方向的人。他的思想，或許就是我們一直在尋找的、那座能夠將我們這兩條看似永不相交的道路，連接在一起的橋梁。”
兩人再次陷入了沉默。
————————————
太陽升至半空，農場變得喧囂而忙碌。
堤壩之上，陳九與斯特林的對話也漸漸接近尾聲。
斯特林拋出了一個讓他始料未及的秘密。
“陳，我剛才說過，我沒有在報紙上公開發聲，不代表我什麼都沒做。”
斯特林整了整被風吹亂的衣領，
“我確實沒有給那些被偏見和利益蒙蔽了雙眼的編輯寫信。”
斯特林繼續說道，“但我一直在給我在美國東岸，甚至在英國的一些老朋友寫信。我稱之為……一場理想主義者的密謀。”
“理想主義者？”
陳九重複了一遍這個詞，
“是的，理想主義者。”
斯特林的臉上露出一絲自豪的微笑，
“陳，你或許不知道，我的老師羅伯特·歐文先生，他的一生，不僅影響了像我這樣一批追隨者，更與那個時代幾乎所有重要的社會改革運動，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廢奴主義者、婦女權利倡導者、教育改革家、工會運動的先驅……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曾是歐文先生的朋友，或者深受他思想的啟發。”
“而他的長子，我的朋友羅伯特·戴爾·歐文，更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家。他在印第安納州的議會，在美國的國會，都曾擔任過重要的職務。他推動了已婚婦女財產法的通過，倡導建立免費的公共教育體係，甚至在美國內戰期間，他寫給林肯總統的信，都對《解放黑奴宣言》的最終出台，產生過重要的影響。通過他，我認識了一個由學者、官員、慈善家和開明商人組成的、遍布全美的關係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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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的一年裡，我給他們每個人都寫了信。”斯特林說道，“在信中，我向他們詳細地描述了我們在這裡所做的一切。但是，我換了一種他們能夠理解和接受的敘事方式。”
“我沒有提一個字的主義或公社。我告訴他們，在遙遠的加利福尼亞，有一位充滿魄力的華人領袖，正帶領著他飽受欺淩的同胞，進行著一場令人驚歎的自救運動。我將我們的農場，描繪成一個模範移民定居點。”
“我著重強調了我們這裡最符合他們價值觀的那些東西：我們重視教育，為所有孩子，無論男女，都提供免費的學習機會，這正呼應了戴爾·歐文先生畢生倡導的公共教育理念。我們禁絕了鴉片和賭博，倡導勤勞、節製的生活，這與那些清教徒背景的改革家們的理念不謀而合。我們通過集體的力量，將一片不毛之地變成了豐饒的家園，實現了經濟上的自給自足，這又證明了移民並非社會的負擔，而是可以成為對國家有益的建設者。”
“我將你，陳，塑造成一個富有遠見的、致力於提升同胞福祉的社區領袖，而不是一個占山為王的草莽英雄。我將我們的鬥爭，定義為一場勤勞的生產者反抗不勞而獲的土地投機者的正義之戰，而不是一場利益爭搶。”
陳九靜靜地聽著，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
“我的信，起作用了。”斯特林的聲音裡帶著一絲欣慰，“我收到了一些重要的回信。一位在印第安納州非常有影響力的國會議員，他曾是戴爾·歐文的政治盟友，他在信中表示，對我們的實驗非常感興趣，並承諾如果加州政府試圖用不公正的法律來打壓我們，他會在華盛頓為我們發聲。還有一位在波士頓的、非常富有的廢奴主義慈善家，他曾資助過許多解放黑奴的事業，他回信說，我們在這裡所做的一切，讓他看到了另一種形式的解放，並表示願意為我們的學校提供一筆小額的捐款。”
“當然，這些人不可能為我們提供直接的、軍事上的幫助。但他們能為我們做的，遠比那更重要。他們能為我們提供一張……政治上的安全網。一旦我們的敵人，試圖強硬動用政府的力量來對付我們，他們的聲音，就能在更高層麵的政治博弈中，形成一種牽製。他們能讓那些想對我們下手的政客有所忌憚，不敢把事情做得太絕。”
“陳，我能做的並不多。”
斯特林看著陳九，鄭重地說道，“我們的合作，雖然充滿了矛盾與爭論，但卻是這座農場能夠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
斯特林站起身，拍了拍褲子上的塵土，臉上露出一絲疲憊的笑容。“好了，陳，我該說的都說完了。我準備去一趟薩克拉門托，有幾個朋友需要拜訪，也順便看看我們那位正在奮筆疾書的喬治先生，有沒有什麼新的思想火花。”
他的語氣恢複了平日的輕鬆，仿佛剛才那場討論，不過是一場尋常的學術交流。
陳九點了點頭，沒有挽留。
然而，就在斯特林轉身準備離開的那一刻，他的腳步卻又停住了。
“陳，你要做的事，我大概能猜到一些。”
斯特林的聲音壓得極低，仿佛怕被風聽了去。
“我不算了解你，陳。但我通過你昨天的手段才知道，恐怕你們很多華人心裡，一直壓著一筆血債。從中央太平洋鐵路，到唐人街的暴行。或許，在你看來，那些債，隻有用血與火，才能償還。”
“我能理解你的憤怒，我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敬佩你的決絕。”
“但是，我必須警告你。”
“不要過激。”
“千萬，不要過激。”
“你或許以為，一場更大規模的暴力，一次更徹底的複仇，能夠震懾敵人，能夠換來一勞永逸的安寧。但你錯了。那隻會打開地獄的大門。那會摧毀擁有的一切，不僅僅是這座農場，更是我們所有為之奮鬥的、關於未來的希望。”
“你的一時衝動，會讓你我所有的努力都化為泡影。我苦心建立的那張安全網，會在你點燃第一把火的瞬間，就燒得一乾二淨。到那時，我們就會徹底失去所有同情和支持，變成整個國家公認的、必須被鏟除的公敵。他們會用十倍、百倍於你的暴力，來回應你的暴力。”
“到那時，會死很多人。”
“收買那些官員也並不是一個長期可行的路線，農場的真正問題我已經和你強調過，法律與政治地位的缺失是農場最根本的脆弱性。還有，你們的經濟自治提供了穩定性，但它也意味著農場缺乏與加州主流經濟的深度捆綁，缺少有權勢的白人商業夥伴。這些，你都要好好考慮。還有，記住，那些退伍兵效忠的是這個國家。”
斯特林深深看了陳九一眼，才轉身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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