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船的蒸汽機發出沉重的轟鳴，打破了加勒比海午後的寧靜。
站在船頭的駕駛艙，身著官服的陳蘭彬，字荔秋。
他出身翰林，是典型的清朝傳統文官，憑借進士身份進入翰林院，後曆任刑部主事、員外郎，最終成為留美幼童的正監督。
然而，他此行並非為了禮儀往來或文化交流，而是肩負了一項前所未有的新政使命：調查在古巴飽受虐待的華工境況。
他身後的兩位，一位是來自英國的江漢關稅務司馬福臣，另一位是來自法國的天津關稅務司吳秉文。
這兩位由總理衙門總稅務司赫德遴選的外籍雇員，是此次調查團的重要組成部分。
陳蘭彬其實內心也很清楚，這些外籍雇員的存在，本身就象征著本國外交的蹣跚步履。
傳統朝貢體係已然崩潰，而現代主權國家間的條約體係與國際法，政府尚在艱難摸索之中。
正是這種矛盾，使得政府不得不借助外籍官員的身份，以期在國際舞台上為自己贏得一絲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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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福臣有些感慨。他摘下頭頂的軟帽，任窗戶進來的海風吹亂他金色的頭發。
“陳大人，從海關的記錄來看，這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悲劇。”
馬福臣的中文很是生硬，但語意清晰，“我們常說契約華工，但在華南沿海，這根本就是一種名副其實的奴隸貿易。那些外國船主和商人為了攫取巨額利潤，不惜采用綁架、誘騙等手段，將大批百姓送上遠洋的船隻。這些被掠賣的華工，許多人甚至活不到抵達古巴的那一天，航行期間的死亡率就超過了百分之十。”
陳蘭彬聞言，眉頭緊鎖，輕輕歎了口氣。
“馬司所見，本官非不知也，”他緩緩道，“朝廷於海外華工之苦，曆年亦有聽聞。說來慚愧，依我舊見，出洋謀生者多被視為化外頑民，或愚而自陷，或貪利受欺……然動身前，我細閱總理衙門所收訴狀。其中一信，自比浪子哭訴於父母，字字泣血，備述華工在古巴所遭苛待：工時極長、食劣如畜、動輒私刑拷打，更兼當地官府祖護雇主，有冤難申……讀之如刃刺心。彼非化外之民，實是我血肉同胞。”
旁邊的吳秉文一直靜靜聆聽，此刻他接過話頭，補充道。
“陳大人，您的感觸，或許隻是冰山一角。從我們了解到的情況來看，華工並非完全是被動的受害者。他們之中，有許多人表現出了非凡的勇氣和抵抗精神。在種植園和製糖廠，他們用自己的方式反抗著壓迫。這些反抗行為，恰恰證明了他們並非無知、任人宰割的羔羊，而是有尊嚴的個體。或許正是這批華工，以及隨後而來的中國人，才打破了古巴社會傳統的非白即黑的種族結構。”
陳蘭彬微微頷首，麵露深思。
他原以為是來拯救“愚民”，卻不料這群被視為“棄民”的同胞，早已在遠鄉掙紮出新天地，甚至重塑了他鄉之社會肌理。
他素所持守的儒家認知，正被眼前事實寸寸瓦解。
從出海到舊金山，船上那個強硬到不給他這個“天使”絲毫麵子的陳九，以及金山那些華人，已經讓他覺察了許多。
他一開始還為這些海外僑民“目無王化”所震怒，出海這麼久，在美國處處碰壁，又看到了舊金山之外很多華人的艱難，內心已經動搖了許多。
連他這個大國“天使”，洋人都動輒不給麵子，折辱之事層出不窮，那些苦力又是何等艱難？
一言難以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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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隻繼續向前，馬福臣接著說。
“陳大人，此次調查，絕非一場單純的慈善之舉，”
他收起嚴肅的表情，語氣變得更加現實，“這更像是一場由清政府發起的外交官司。西班牙當局一直以來都否認對華工的虐待，並聲稱貴國拿不出任何證據。因此，貴國總理衙門派遣我們，以體現調查的公開公正，目的便是收集無可辯駁的證據，為日後在國際社會上與西班牙的交涉贏得主動權。”
吳秉文點了點頭，補充道：“並且，此行時機也極為特殊。古巴正處於戰爭的血腥衝突之中。這場戰爭從1868年開始，由卡洛斯·曼努埃爾·德·塞斯佩德斯領導，其核心訴求除了獨立，還包括廢除奴隸製。古巴東部是遊擊戰的中心，叛軍采取燒毀甘蔗園的焦土戰術，而西班牙殖民當局則以高壓政策進行殘酷鎮壓。整個島嶼社會動蕩，經濟也遭受了嚴重破壞。”
“調查恐怕不會順利。”
陳蘭彬心裡很沉重，清政府在國際外交舞台上的弱勢，讓他感到無力。
“二位所言極是。朝廷處理洋務，素無經驗。此前西人屢屢狡辯，衙門竟無計可施。此番特命我將調查報告呈交英、法、德、俄、美五國公使，請其公斷，實是欲借國際之勢，為我撐持幾分公道……誠乃無奈之法。以大清如今之外交實力，尚難獨對西洋強國施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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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福臣微微一笑，細看之下竟有幾分輕蔑。
“陳大人，您所言極是。清廷選擇雇傭我們這些外籍海關官員，正反映了貴國缺乏被西方世界信任的成熟外交體係。我們二人作為中國海關的雇員，某種意義上是貴國外交公信力的體現。然而，五大國公使的中立態度，最終仍將取決於各自國家的利益考量。這場看似為華工伸張正義的行動，實則是各方勢力在加勒比海棋盤上的一次落子。”
陳蘭彬聲帶澀痛，沉默了許久，略過了這個話題，接著問道：
“馬司、吳司，何以我大清護佑海外子民，竟如此舉步維艱？西洋諸國，不論強弱，皆以子民為國之根本。何獨於我，便處處受製？”
吳秉文沉吟片刻，給出了他的見解。
“陳大人，這或許是兩種文明體係的根本差異。自近代以來，西方世界遵循的是以主權國家為核心的條約體係，強調各國在國際法麵前地位平等，互有權利與義務。而貴國長久以來奉行的是朝貢體係，將各國視為藩屬，不承認平等的主權關係，更將外交視為處理蠻夷事務。遠在百年前的馬戛爾尼使團訪華失敗，便已是這種觀念衝突的最好例證。在這種陳舊觀念的束縛下，貴國自然無法理解和運用現代國際法來保護其海外子民的權利。他們將華工視為棄子，而非國家基石，此觀念不改，又何來保護之說？”
陳蘭彬臉色漸白，閉目不語。
他想起衙門同僚曾斥出洋華工為“盜賊、奴隸”，道管理之法應如“防盜、待奴”；又想起訴狀中那句錐心之言：“今朝廷之於民也……利則無有，害則儘歸於民，樂則無有，苦則儘歸於民……”
他低聲重複：“言之可為寒心……我曾以為此係愚民激憤之詞。今日聞君一席話，如冷水澆背，凜然自驚。朝廷久視民為負累，而非國本；待之如草芥、如盜賊。如此，豈不使民心離散？若大清欲真正立於萬國之間，首需變革者，非槍炮之利鈍，實是人心之向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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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隻的汽笛聲響起，哈瓦那港口已近在眼前。
遠處，莫羅城堡的古老石牆清晰可見。
那座擁有數百年曆史的要塞，沉默地見證著這個“新世界”的殖民曆史與血腥抗爭。
陳蘭彬深吸一口氣，將感傷收起，目光重新變得堅定而務實。
“二位先生，多謝直言。此番調查，我已心中有數。”
陳蘭彬轉向馬福臣和吳秉文，聲音中充滿了決斷，“西班牙當局必然會設下重重阻礙，甚至可能拒絕為我們提供官方的引路和護送。因此，我們的調查必須深入民間，采取非官方的方式。我們不能坐等他們提供證人，而是要主動調查。”
他略頓一頓，對著身後的隨員明晰布置：
“登岸後，當即刻奔赴哈瓦那及各省甘蔗園、糖寮、囚禁華工之官工所。須找到那些‘賣人行’豬仔館），親錄第一手證詞。所問宜詳：如何出洋、契據內容、工時長短、有無拷打、飲食居處，一一記錄在案。務求證詞紮實，彙成鐵證之卷，使西人無從狡辯。”
馬福臣麵露讚許：
“大人安排周詳。在下可憑海關關係，暗通當地消息門路，避過西官耳目，保調查順利、證人無虞。”
吳秉文亦附議：
“證詞整理尤為關鍵。報告須條理清晰、邏輯嚴密，方可提交五國公斷。我昔日在津關，慣處理此類文書，願負責歸納編纂之事。”
船身微微一震，靠上碼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