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七九年初，蘇門答臘的雨季仿佛沒有儘頭。
雨水無休止地傾瀉下來，將整個德利種植園泡成了一片巨大的爛泥塘。
煙草田裡的積水映著昏暗的天光，像一麵麵破碎的鏡子。從高腳搭建的“長屋”望出去，天地間隻剩下灰與綠兩種顏色，單調得讓人心慌。
阿茂蜷縮在長屋角落裡屬於自己的那一小塊鋪位上，借著從木板縫隙透進來的微光，又一次清點著他藏在竹筒裡的“錢”。
那不是真正的錢。是種植園自己燒製的陶瓷幣，圓形，土褐色，中間有一個方孔，一麵印著種植園的荷蘭文縮寫“d”，另一麵印著代表麵值的數字。
工頭們管它叫“公司錢”，豬仔們則私下裡叫它“瓦片”。
這種瓦片，在種植園的範圍之外，連一塊像樣的番薯都換不來。
但在這裡，它是命。每天六七個時辰的苦役，換來的就是這麼一兩塊冰涼的瓦片。
用它，可以在種植園內的“吉歹”kedai，馬來語商店的意思）裡，買到貴得離譜的米、鹹魚乾、煙草，甚至是能讓人短暫忘記痛苦的鴉片膏。
有個讀過書的勞工私下裡說，這種隻能在種植園裡使用的瓦片是控製他們的惡毒手段，是拴在他們每個人脖子上的韁繩，可他們沒得選。
說完這句話，那個勞工沒幾天就病死了。
阿茂的竹筒裡，已經積攢了厚厚一疊。
他今天沒有數，隻是用手掂量著那沉甸甸的分量。
這分量，是他用八年的血汗換來的。
八年，兩千九百多個日夜，他像一頭被蒙上了眼睛的牲口，在這片異國的土地上重複著同樣的工作：天不亮就起床，喝一碗幾乎看不到米粒的稀粥，然後跟著大隊人馬深一腳淺一腳地走進煙草田。
育苗、除草、施肥、捕蟲，最後是小心翼翼地采摘那些嬌貴的煙葉。
頭頂是能把人烤乾的烈日，腳下是能吞噬腳踝的滾燙泥土，空氣裡永遠彌漫著煙草葉的辛辣和各種蚊蚋飛蟲。
監工不是本地的爪哇人就是巴塔克人，是荷蘭人的狗，他們手裡的藤鞭從不認人。
任何一點怠慢，換來的就是一頓皮開肉綻的抽打。
阿茂的背上，永遠都是舊的鞭痕疊著新的。
他吃的，永遠是定量的糙米飯，配一小撮鹽和幾條指甲蓋大小的鹹魚乾。
那魚乾又腥又鹹，仿佛是用海水直接醃的，但那一點點鹹味，卻是補充體力的唯一來源。
雨季的時候，能分到一些鹹菜，那就算是改善夥食了。
喝的，就是從附近河裡打來的生水，裡麵混著泥沙和不知名的蟲卵，喝下去常常會鬨肚子，一瀉千裡，人就虛脫了。
很多人不是累死的，而是病死的。
痢疾、霍亂、瘧疾，像無形的鐮刀，每天都在這群豬仔的頭頂盤旋。
他們的種植園似乎永遠都在招工，死了一批就換一批新的。
住的“長屋”，其實就是一個巨大的、四麵漏風的棚子，用幾根粗大的坤甸木撐起來，離地幾尺高，為了躲避潮氣和蛇蟲。
屋頂鋪著厚厚的亞答葉，雨下大了，外麵大下，屋裡就小下。
一個屋子要住四十多個男人，密密麻麻擠在通鋪上。
空氣裡永遠都是汗臭、腳臭，和那股揮之不去的死人味。
夜裡，鼾聲、夢話、咳嗽聲、痛苦的呻吟聲此起彼伏，但阿茂早都習慣了。
在這種環境睡不好的人很快就病死了。
八年前，在家鄉福建，他還是個少年。
那年大旱，地裡顆粒無收，爹娘先後餓死了。
家裡隻剩下他和十二歲的妹妹阿月。
人販子找上門來，說南洋遍地是黃金，去那邊做工，三年就能發財回來蓋大厝。
為了給妹妹換一口活命的糧，也為了那個虛無縹緲的發財夢，他自己簽了“賣身契”，或者說，是被人按著手指畫了押。
他換來的二十塊大洋，十五塊給了人販子，剩下的五塊，他都留給了族長，求他照顧好妹妹。
後來他才知道，那所謂的“招工”，就是“賣豬仔”。
他們被塞進一艘叫“德美”號的貨船底艙，幾百個男人被剃光了頭發，像牲口一樣圈在狹小的空間裡。
吃喝拉撒全在裡麵。
船艙裡臭氣熏天，許多人得了病，發著高燒，說胡話，然後就在某個夜晚悄無聲息地死去。屍體被草草地用席子一卷，就扔進了漆黑的大海。
甚至那個破草席還會被扔回來，繼續給下一個人睡。
兩個月的航行，活著抵達棉蘭勿老灣港的，隻剩下了三分之二。
他們像一群待售的牲畜，被帶到市場上，讓那些白皮膚、高鼻子的荷蘭“東家”們挑選。
他因為看起來還算結實，被德利種植園的管事買下，從此，他就成了一個沒有姓氏，隻有一個編號的苦力。
他來這裡的頭三年，幾乎每天都在絕望中度過。
他想過逃跑，但種植園四周都是無邊無際的原始雨林，裡麵有猛獸和瘴氣，跑出去也是死路一條。
小主，這個章節後麵還有哦，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後麵更精彩！
被抓回來的逃跑者，下場更是淒慘，會被活活打死，然後掛在種植園的入口處，警告所有心懷二意的人。
支撐他活下來的唯一念想，就是妹妹阿月。
他不敢死，他怕他死了，就再也沒人記得那個紮著羊角辮、總是跟在他身後的小姑娘了。
第四年的時候，一個同鄉捎來了家信。信是族長找人代寫的，字跡歪歪扭扭。
信裡說，前年又遭了災，為了活下去，阿月……也被賣了，據說是賣給了鄰村的富戶做丫鬟。
那一刻，阿茂感覺天都塌了。
他哭了一整晚，一天一夜沒吃沒喝。
他恨自己，恨自己的無能。他發了瘋似的捶打著身下的木板，直到雙手鮮血淋漓。
從那以後，他就變了。
他不再抱怨，不再與人爭執，變得沉默寡言，像一塊石頭。
他把所有的力氣都用在了乾活上，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了攢錢上。
種植園有個規矩，每年隻有幾天，豬仔們可以用積攢的陶瓷幣，按照一個極不劃算的比例，兌換一次真正的貨幣——荷蘭人的錢。
絕大多數的豬仔，辛苦一年的“瓦片”，都在吉歹裡換成了鴉片和食物，到了年底根本剩不下幾個。
但阿茂做到了。
他對自己狠到了極致。他舍不得買一點額外的食物，餓了就喝水充饑。
他戒掉了本就不多的煙癮。彆人聚在一起賭錢、抽大煙的時候，他一個人躲在角落裡擦拭他的鋤頭。
工頭發下來的每一塊陶瓷幣，他都小心翼翼地收好，放進那個從不離身的竹筒裡。
他要贖回阿月。
這個念頭像一根鋼針，深深地紮進了他的骨髓裡。
他要讓她過上好日子，不再受苦。為了這個目標，他可以忍受一切。
八年過去了，他已經從一個青澀的少年，變成了一個胡子拉碴的男人。
雖然他仍舊年齡不大，但他的眼神，卻像個老人一樣，渾濁而麻木，腰杆也壞了，直不起來，隻有在清點那些陶瓷幣時，才會閃過一絲微弱的光。
這一天，雨終於停了。
管事吹響了開工的銅哨。阿茂和往常一樣，將竹筒貼身藏好，抓起一頂破舊的鬥笠，彙入了沉默的、走向煙草田的人流中。
然而，今天的種植園，氣氛有些不一樣。
在空地上，站著一群新來的人。大概有三四十個，和阿茂他們這些麵黃肌瘦、衣衫襤褸的老豬仔不同，這群人雖然也穿著粗布衣服，但看起來乾淨整潔，精神麵貌也明顯要好得多。
他們沒有被剃光頭，隻是剪短了頭發，三三兩兩地站在一起，好奇又警惕地打量著這個新環境。
人群前麵，站著一個身材高大、麵容堅毅的中年男人。
他穿著一身熨燙過的白色短衫，腳上是一雙皮鞋，儘管沾滿了泥漿，但依然能看出價值不菲。
他沒有和新來的工人們站在一起，而是直接與種植園的荷蘭大管事——範德伯格先生，一個胖得像酒桶一樣的白人在交涉。
一個懂行情的同鄉在阿茂身邊低聲說：“聽說了嗎？這批人不是豬仔，是從香港那邊過來的契約工。聽說是和香港的正規公司簽的合同，三年期。
帶頭的那個，是公司的工頭，專門派過來監督合同執行的，不乾活，香港的公司給他發薪水。”
這個消息在豬仔們中間引起了一陣騷動。
契約工？還有專門的工頭監督？
這是他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在他們的世界裡，華人就是任人宰割的豬仔，命運掌握在白人東家和本地監工的手裡。
那個工頭，阿茂後來知道他姓李，大家都叫他李工頭。
李工頭和範德伯格的交涉似乎很順利，他臉上帶著自信的微笑，不卑不亢地遞上了一疊文件。
範德伯格皺著眉頭看了半天，最終還是不耐煩地揮了揮手，讓監工把這批新工人帶下去，單獨安排在另一頭新建的長屋裡。
接下來的日子，整個種植園的秩序，因為這批契約工和李工頭的到來，被徹底打亂了。
李工頭果然如傳言所說，他從不下地乾活。
每天的工作，就是背著手在種植園裡巡視。
他會親自檢查契約工的夥食，如果發現米飯不夠或者鹹魚發臭，他會立刻找到管事理論，聲音不大，但條理清晰，態度強硬。
他會拿著一塊懷表，監督契約工的工作時長，一旦超過合同規定的十二個小時，他就會站出來，要求監工立刻收工。
有一次，一個年輕的契約工因為動作慢了些，被一個爪哇監工揚手就想用藤鞭抽打。鞭子還沒落下，就被一隻鐵鉗般的手抓住了。是李工頭。
“合同上寫明，你們隻有權力罰款，無權體罰。”
李工頭冷冷地看著那個監工，眼神像刀子一樣。
監工被他的氣勢鎮住了，色厲內荏地用馬來語嚷嚷著什麼。李工頭直接用流利的馬來語回敬了過去，最後，他指著遠處辦公室的方向，說：“如果你堅持，我們可以現在就去找範德伯格先生，把合同條款一條一條地對清楚。”
這章沒有結束，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
監工最終悻悻地放下了鞭子。
那一幕，被不遠處的阿茂看得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