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應對外國勢力在地方的一些具體事務上，耆英與地方督撫也存在不同意見。地方督撫更關注地方的安全和穩定，對於外國人在地方的一些越界行為，他們往往采取相對強硬的態度。而耆英為了維護與列強的“和平”關係，有時會要求地方督撫對外國人的行為采取較為寬容的態度。例如，在處理一些外國人在通商口岸附近私自占地、乾涉地方司法等問題時，耆英擔心過度強硬會引發外交衝突，主張以和平協商的方式解決，而部分地方督撫則認為應該堅決扞衛地方權益，對外國人的行為予以堅決製止。這種在具體事務處理方式上的分歧，使得耆英與地方督撫在外交事務中的協作時常出現裂痕，也影響了晚清外交政策在地方的執行效果，進一步凸顯了晚清外交在中央與地方協調方麵的困境。
第十二章：耆英在外交談判中的心理與行為分析
耆英在晚清一係列外交談判中，其心理與行為表現複雜且具有特定的時代背景，深入分析有助於理解他在外交舞台上的角色。
從心理層麵來看，耆英首先懷著一種深深的無奈感。他深知清朝在軍事、科技等方麵與西方列強存在巨大差距，麵對列強的堅船利炮，他明白若堅決抵抗，可能會導致清朝遭受更嚴重的打擊，甚至危及統治根基。這種對實力懸殊的清醒認知，使他在外交談判中從一開始就處於一種被動、無奈的心理狀態，不得不考慮以妥協求和的方式來避免更大的災難。
同時，耆英內心也有著對維護清朝統治的強烈責任感。他認為通過簽訂條約，滿足列強的部分要求，可以換取暫時的和平，為清朝爭取時間進行整頓和改革，從而延續清朝的統治。這種心理使得他在談判中願意做出一定程度的讓步，儘管這些讓步往往是以犧牲國家主權為代價。
在行為上，耆英表現出明顯的妥協傾向。在與列強的談判中，麵對對方提出的割地、賠款、通商等苛刻要求，他雖內心痛苦，但最終還是選擇了接受。例如在《南京條約》的談判中，對於英國割占香港島的要求，耆英雖有掙紮，但最終還是同意了，因為他擔心拒絕會引發更激烈的戰爭。這種妥協行為雖在一定程度上暫時平息了列強的怒火，但卻極大地損害了中國的國家利益。
耆英在談判中還試圖通過與列強代表建立私人關係來改善談判局麵。他頻繁與列強代表進行私人接觸，以禮相待，甚至表現出親昵的態度，希望通過這種方式來軟化對方的立場，爭取相對有利的條款。然而，這種行為並沒有達到他預期的效果。西方列強的侵略本質決定了他們不會因為私人關係而放棄對利益的追求，反而將耆英的這種行為視為清朝軟弱的表現，從而更加肆無忌憚地提出各種要求。耆英在外交談判中的心理與行為，是晚清國力衰落背景下的產物，雖有其試圖維護統治的初衷，但因其妥協行為對國家造成的巨大傷害，使其成為了備受爭議的曆史人物。
第十三章：耆英外交活動對滿漢關係的影響
耆英在晚清的外交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對滿漢關係產生了微妙而複雜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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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麵，耆英作為滿族貴族，在外交事務中的主導地位，強化了滿族在朝廷權力結構中的核心地位印象。在當時的清朝，外交被視為重要的國家事務，由滿族親貴耆英負責，這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了滿族在政治上的優勢地位，讓滿族官員和民眾感受到朝廷對滿族的倚重。同時，耆英在外交活動中所展現出的決策權力，也鞏固了滿族貴族在統治階層中的話語權，使得滿漢之間在政治權力分配上的不平衡狀況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延續。
然而，另一方麵，耆英簽訂的一係列不平等條約，給整個國家帶來了沉重的災難，滿漢民眾都深受其害。巨額的賠款使得清政府財政負擔加重，從而增加了對百姓的賦稅征收，無論是滿族還是漢族百姓，生活都變得更加困苦。通商口岸的開放和西方商品的湧入，衝擊了傳統的經濟模式，滿漢的手工業者和農民都麵臨著失業和破產的困境。這種共同的苦難經曆，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滿漢民眾之間的距離，使他們意識到在麵對外部列強侵略時，滿漢應團結起來共同應對危機。
在政治層麵，耆英外交活動的失敗，引發了滿漢官員對國家前途的共同擔憂和反思。一些漢族官員開始對滿族貴族主導的外交政策提出質疑，認為正是這種軟弱妥協的外交導致了國家的衰敗。而部分滿族官員也認識到單純依靠滿族自身的力量，難以應對複雜的國際形勢和挽救國家危局。這促使滿漢官員在一定程度上開始尋求合作，共同探索救國之路。例如，後來興起的洋務運動，就有滿漢官員共同參與，試圖通過學習西方技術來增強國家實力，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滿漢之間在政治合作上的關係。耆英外交活動對滿漢關係既有強化滿族政治優勢的一麵，也有促使滿漢民眾和官員在苦難中走向團結與合作的一麵，對晚清滿漢關係的演變產生了多方麵的影響。
第十四章：耆英與同時代外交家的比較
在晚清風雲變幻的外交舞台上，耆英與同時代的其他外交家有著不同的經曆、理念和行為方式，通過比較可以更清晰地看出耆英外交的特點。
與林則徐相比，林則徐具有強烈的民族氣節和堅決抵抗外敵的決心。林則徐在廣東禁煙時，堅決打擊英國的鴉片貿易，毫不畏懼英國的威脅。他積極籌備海防，組織軍民抵抗英軍的侵略。而耆英在麵對列強時，更多地采取妥協求和的策略。林則徐認為隻有堅決抵抗，才能扞衛國家的尊嚴和主權，而耆英則認為清朝實力不如列強，妥協是避免更大損失的無奈之舉。這種理念上的差異，導致他們在外交行動上截然不同。林則徐的抵抗雖然最終未能阻止英國的侵略，但他的行為激發了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和民族自豪感，而耆英簽訂不平等條約的行為則備受爭議，被認為損害了國家利益。
與郭嵩燾相比，郭嵩燾是中國近代較早主動了解西方、主張學習西方政治製度的外交家。他出使英國期間，深入考察西方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提出了許多具有前瞻性的觀點。而耆英對西方的認識相對膚淺，他隻看到了西方的堅船利炮，卻沒有深入探究西方強大的根源。郭嵩燾主張通過全麵學習西方，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落後麵貌，以增強在國際上的競爭力。而耆英在外交上僅僅試圖通過妥協來維持暫時的和平，沒有從長遠角度思考如何提升國家實力以應對列強。
再看曾紀澤，曾紀澤在外交談判中展現出了堅定的立場和靈活的策略。他在與俄國談判收回伊犁的過程中，據理力爭，憑借對國際法的熟悉和出色的談判技巧，成功地挽回了部分國家利益。相比之下，耆英在外交談判中往往過於軟弱，輕易答應列強的苛刻要求。曾紀澤深知國家利益的重要性，在維護主權的前提下，通過外交手段與列強周旋，而耆英在麵對列強壓力時，缺乏足夠的勇氣和智慧來扞衛國家權益。通過與這些同時代外交家的比較，可以看出耆英在外交理念、對西方的認識以及談判策略等方麵存在諸多不足，這也使得他的外交活動以失敗和屈辱告終。
第十五章：耆英在晚清政治派係中的角色與地位
耆英在晚清複雜的政治派係格局中，扮演著獨特的角色，擁有特定的地位，其角色和地位與晚清的政治局勢及外交困境緊密相連。
在道光朝，耆英是主和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當時清朝麵臨西方列強的軍事威脅，朝廷內部對於如何應對列強侵略產生了主戰與主和的分歧。耆英基於對清朝實力與列強差距的判斷，主張通過妥協求和的方式來解決外交爭端，避免與列強發生大規模戰爭。他的這一主張得到了一部分官員的支持，這些官員認為清朝在軍事上難以與列強抗衡，求和是保全清朝統治的無奈之舉，從而形成了主和派。耆英憑借其皇族身份、道光帝的信任以及在外交事務中的主導地位，成為主和派的核心人物之一。他在朝廷中的地位因參與簽訂一係列不平等條約而變得舉足輕重，儘管這些條約備受爭議，但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他的外交活動被視為解決危機的一種途徑，使得他在主和派中擁有較高的威望，對朝廷的外交決策產生了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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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耆英的立場和行為也引發了主戰派官員的強烈反對。主戰派認為耆英的妥協行為損害了國家主權和尊嚴，是懦弱無能的表現。他們堅決主張抵抗列強侵略，哪怕付出巨大代價也不能輕易放棄國家權益。耆英與主戰派之間存在著激烈的爭論和政治鬥爭。在這種政治派係的博弈中，耆英雖然有主和派的支持，但也麵臨著來自主戰派的巨大壓力，其在朝廷中的地位並非穩固不變，時常受到主戰派的攻擊和質疑。
到了鹹豐朝，政治局勢發生變化，鹹豐帝對耆英在道光朝簽訂不平等條約的後果不滿，耆英在朝廷中的地位急劇下降。他從曾經的外交重臣逐漸被邊緣化，不再能像以前那樣主導外交決策。鹹豐帝對他的冷落，使得他在政治派係中的影響力大打折扣。而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耆英參與談判的失敗以及擅自回京的行為，更是讓他徹底失去了鹹豐帝的信任，最終被賜死。耆英在晚清政治派係中從主和派的核心人物到逐漸失勢直至喪命，反映了晚清政治的複雜性以及外交決策在政治鬥爭中的關鍵作用，也凸顯了他在晚清政治舞台上命運的起伏。
第十六章：耆英外交遺產對近代中國外交轉型的意義
耆英在晚清參與的外交活動及其留下的外交遺產，雖充滿了屈辱與失敗，但從曆史發展的角度看，對近代中國外交轉型仍具有一定的意義。
耆英簽訂的一係列不平等條約，以一種極其慘痛的方式讓中國認識到了世界形勢的巨大變化。這些條約打破了中國長期以來天朝上國的迷夢，使中國不得不直麵西方列強主導的近代國際秩序。儘管這種認識是以主權喪失和民族屈辱為代價，但它促使中國開始思考自身在世界中的地位以及傳統外交模式的局限性，為外交轉型提供了思想上的觸動。中國的有識之士開始意識到，必須改變傳統的外交觀念和方式，以適應新的國際形勢。
耆英在外交實踐中，儘管采取的是妥協求和的策略，但他畢竟開啟了中國與西方列強正式外交談判的先河。他與列強代表的接觸和交涉，使中國初步了解了近代外交的一些形式和程序，如條約簽訂的流程、外交照會的格式等。雖然這些外交活動是在不平等的基礎上進行的，但為後來的外交人員積累了一定的經驗教訓。後世的外交家們可以從耆英的失敗中學習如何在國際談判中更好地維護國家利益，避免重蹈覆轍，從而推動中國外交逐漸走向近代化。
此外，耆英外交活動所引發的國內反思和討論，促進了近代中國外交思想的演變。他簽訂不平等條約的行為引發了國內各界的廣泛關注和爭議，無論是官員還是知識分子，都開始思考中國應采取何種外交策略來應對列強侵略。這種討論推動了外交思想從傳統的“夷夏觀念”向近代外交理念的轉變，為中國外交轉型奠定了思想基礎。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開始倡導學習西方的外交製度和理念，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外交道路。耆英的外交遺產雖然沉重，但它在客觀上對近代中國外交轉型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成為中國外交從傳統走向近代的一個特殊轉折點。
第十七章：耆英在地方外交事務管理中的得與失
耆英在參與晚清外交事務過程中，對地方外交事務管理有著自身的舉措，這些舉措既有一定的收獲，也存在諸多失誤。
從“得”的方麵來看，耆英在協調地方與列強關係上，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地方的暫時穩定。在通商口岸等涉及地方外交事務方麵，他積極與列強溝通，確保條約規定的相關事務能夠相對有序地進行。例如，在通商口岸開放初期，他努力協調地方官員與外國商人之間的關係，避免了因雙方文化、商業習慣等差異而可能引發的大規模衝突。他組織地方官員學習一些基本的涉外規則和禮儀，使地方在與外國人交往時能夠更加規範，減少了不必要的摩擦，為地方經濟在動蕩局勢下維持一定程度的運轉創造了條件。
此外，耆英在處理一些地方涉外案件時，嘗試引入相對公平的處理方式。雖然這些方式無法完全擺脫列強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但相較於以往的混亂和隨意，還是有一定進步。他要求地方官員在處理涉及外國人的案件時，遵循一定的程序和原則，儘量做到公正，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地方在涉外事務處理上的形象，也讓地方民眾看到了朝廷在維護地方秩序方麵的努力。
然而，耆英在地方外交事務管理中的“失”更為突出。他在與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中，給予了列強在地方過多的特權，嚴重損害了地方主權。例如，領事裁判權的規定使得外國人在地方犯罪不受中國法律製裁，這極大地破壞了地方的司法主權，導致地方治安管理出現混亂。外國人憑借特權肆意妄為，而地方官員卻無權乾涉，嚴重影響了地方的正常秩序和民眾的生活。
同時，耆英對地方經濟利益的保護不足。通商口岸的開放和相關貿易條款的簽訂，使得西方商品大量湧入地方市場，衝擊了地方傳統經濟。他未能有效製定保護地方經濟的措施，導致地方手工業和商業遭受重創，大量民眾失業，地方經濟陷入困境。耆英在地方外交事務管理中雖有一些維護秩序的努力，但因其在外交談判中的妥協和對地方利益保護的缺失，總體上給地方帶來了更多的負麵影響，其失誤遠遠大於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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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耆英的家族背景對其外交生涯的影響
耆英出身於愛新覺羅氏，滿洲正藍旗的高貴家族背景，對他的外交生涯產生了深遠且多維度的影響。
從積極方麵來看，皇族身份為耆英提供了廣闊的政治舞台和豐富的政治資源。他憑借家族的威望和人脈，能夠迅速進入朝廷核心權力圈，獲得更多展示自己才能的機會。在清朝，皇族成員在政治上具有先天的優勢，耆英因此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和重用。道光帝將重要的外交使命交予他，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對他皇族身份的認可和對其能力的期望。這種信任使得耆英在外交談判中有更大的決策權和行動自由，能夠相對獨立地執行朝廷的外交政策，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他開展外交活動。
家族背景也培養了耆英的貴族氣質和政治素養。他自幼接受係統的貴族教育，學習滿漢文化、經史子集以及騎射等技能，這使他具備了較高的文化修養和政治見識。在與西方列強的外交接觸中，他的貴族氣質和文化素養有助於他在談判桌上展現出一定的風度和智慧，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清朝的形象。同時，家族所傳承的忠誠於朝廷的觀念，使耆英在外交活動中始終將維護清朝統治視為首要任務，儘管他采取的方式備受爭議，但這種忠誠的使命感促使他積極投身於外交事務，努力尋求解決危機的辦法。
然而，家族背景也給耆英的外交生涯帶來了一些消極影響。皇族身份使他在外交決策中可能受到傳統觀念的束縛。清朝長期以來的天朝上國觀念在皇族中根深蒂固，耆英雖然認識到清朝與列強的實力差距，但在內心深處可能仍難以完全摒棄這種觀念。這導致他在外交談判中，一方麵對列強的要求不得不妥協，另一方麵又試圖在形式上維護清朝的尊嚴，這種矛盾心理使得他的外交策略缺乏連貫性和果斷性。
此外，耆英的家族背景也可能引發其他官員的嫉妒和不滿。在朝廷中，一些非皇族官員可能對耆英因出身而獲得的特權和重用感到不服，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在朝廷中的人際關係和政治支持。當他在外交上遭遇困境或決策失誤時，這些潛在的矛盾可能會被激化，使得他在朝廷中的處境更加艱難。例如，在鹹豐朝，他因外交失敗而受到指責時，部分官員的攻擊可能也包含了對他皇族身份的嫉妒因素。耆英的家族背景對其外交生涯既有推動作用，也帶來了一些阻礙，是影響他外交活動和政治命運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十九章：耆英在鴉片戰爭後國內輿論中的形象變遷
鴉片戰爭後，耆英在國內輿論中的形象經曆了複雜的變遷過程，這一變遷反映了當時社會各階層對國家命運的關注以及對耆英外交行為的不同認知。
在鴉片戰爭剛剛結束，耆英簽訂《南京條約》等不平等條約後，國內輿論對他的評價較為複雜。一部分官員和民眾，尤其是那些對清朝軍事和國際形勢有一定了解的人，對耆英的行為表示無奈的理解。他們深知清朝在戰爭中的慘敗，認為耆英在那種情況下選擇妥協求和，是為了避免國家遭受更大的損失，保住清朝的統治。他們覺得耆英是在執行朝廷的旨意，在實力懸殊的情況下，或許沒有更好的選擇。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反思不平等條約給國家帶來的巨大危害。巨額賠款、割讓領土、喪失主權等後果逐漸顯現，國內輿論對耆英的批評聲浪逐漸高漲。普通民眾深受條約之苦，賦稅增加、生活困苦，他們將憤怒指向耆英，認為他是導致國家陷入困境的罪魁禍首之一。知識分子階層也對耆英提出嚴厲批判，他們從民族尊嚴和國家未來的角度出發，認為耆英的妥協行為損害了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是懦弱和賣國的表現。
到了鹹豐朝，耆英在天津談判失敗並擅自回京後，國內輿論對他的譴責達到了頂點。他被視為一個無能且不負責任的外交官員，不僅未能完成朝廷交付的任務，還擅自違背旨意，嚴重損害了朝廷的權威。此時，無論是朝廷內部的官員，還是民間的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幾乎一致對他進行批判。他的形象從最初的無奈執行者，徹底轉變為一個遭人唾棄的人物，成為了晚清外交失敗的象征。耆英在鴉片戰爭後國內輿論中的形象變遷，深刻反映了晚清社會在遭受列強侵略後，民眾民族意識的覺醒以及對國家命運的深刻反思，同時也體現了輿論對政治人物評價隨著曆史發展而發生的動態變化。
第二十章：從耆英看晚清外交人才培養的缺失
耆英在晚清外交舞台上的種種表現，深刻反映出當時外交人才培養的嚴重缺失，這種缺失對晚清外交格局產生了極為不利的影響。
從知識結構方麵來看，耆英以及當時大多數參與外交事務的官員，對國際形勢和近代外交知識的了解嚴重不足。他們成長於傳統的封建教育體係之下，所學多為四書五經、詩詞歌賦以及封建典章製度等內容。對於西方的政治製度、經濟模式、軍事力量以及國際法等近代外交所必需的知識，幾乎一無所知。耆英在與列強的談判中，因不了解國際法，無法運用合理的規則來維護國家權益，隻能在列強的威逼下被動妥協。這表明晚清缺乏係統的近代外交知識教育，使得外交人才在麵對複雜多變的國際局勢時，缺乏必要的知識儲備來製定有效的外交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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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交理念上，傳統的“夷夏觀念”根深蒂固，嚴重束縛了耆英等外交人員的思維。他們長期秉持著天朝上國的心態，雖在列強的衝擊下有所動搖，但難以迅速轉變為適應近代國際秩序的平等外交理念。耆英在外交中雖認識到清朝實力不如列強，但內心深處仍試圖維護一種虛假的“尊嚴”，在談判中既想妥協求和，又放不下架子，導致外交行動猶豫不決，錯失有利時機。這種理念上的滯後，反映出晚清在外交人才培養過程中，未能及時引導官員摒棄舊觀念，樹立符合時代發展的新外交理念。
實踐經驗方麵，晚清缺乏外交實踐的鍛煉機製。耆英等官員在參與外交事務之前，幾乎沒有接受過專業的外交實踐訓練。他們大多是憑借在官場積累的一般行政經驗來應對複雜的外交談判。外交談判需要高超的溝通技巧、敏銳的洞察力以及靈活的應變能力，而這些能力僅靠傳統的官場經驗是無法培養出來的。耆英在與列強代表的談判中，常常因不了解對方的談判策略和底線，而在關鍵問題上做出不必要的讓步。這顯示出晚清在外交人才培養上，沒有建立起科學的實踐鍛煉體係，使得外交人員在實際外交活動中表現得極為稚嫩。
語言能力也是晚清外交人才培養缺失的一個重要方麵。在與西方列強的外交交往中，語言障礙成為一個突出問題。耆英等官員大多不通外語，在談判中不得不依賴翻譯。然而，翻譯人員的水平參差不齊，且可能存在溝通不暢或故意曲解意思的情況，這嚴重影響了外交談判的效果。例如，在一些關鍵條款的翻譯和理解上，因語言問題可能導致雙方產生誤解，使清朝在談判中處於不利地位。這表明晚清在外交人才培養中，忽視了語言能力的培養，使得外交人員在國際交往中無法直接、準確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和意圖。從耆英在晚清外交中的表現可以看出，外交人才培養在知識結構、理念、實踐經驗和語言能力等多方麵的缺失，是導致晚清外交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也為後世外交人才培養提供了深刻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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