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充分吸納了杜遠所提供的核心思路與具體細則的《大唐欽定教化統一章程》詔令草案，也在政事堂內以極高的效率迅速成型、完善。
這份凝聚了帝國最高決策層共識的詔書，很快便被呈遞至禦前，並毫無意外地得到了李世民那力透紙背、象征著最高意誌的禦筆朱批。
幾乎未作任何延遲，這道加蓋了皇帝玉璽和中書門下大印的煌煌詔令，便以最高等級的驛傳速度，通過四通八達的官道驛站係統，明發天下各道、州、府、縣！
詔書所至，各級官府必須即刻謄抄張榜，曉諭官民。
這道詔書，開篇即以恢宏的筆觸，深刻闡述了“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對於大唐帝國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政令一統、文化融合、經濟繁榮，從而達到長治久安的極端重要性與曆史必然性。
將其正式確立為不容動搖的基本國策。隨後，詔書以極其詳儘的條文，公布了具體實施步驟與要求：
其一，宣布於尚書省下，特設“教化總署”，專司全國教化統一事宜，由德高望重的中書令房玄齡兼任首任總管。
金穀縣公杜遠擔任副職，具體負責推行實務，賦予其調動資源、製定細則、考核地方之權。
其二，宣布將舉全國博學鴻儒之力，編纂並頒行《大唐欽定蒙學典》、《大唐欽定經史基礎》、《標準韻書內含拚音注音法則）》等一係列標準教材。
作為今後天下官學、乃至鼓勵私塾采用的唯一根本依據，舊有雜亂教材將逐步淘汰。
其三，宣布將於三個月後，首先在京畿長安、洛陽、並州太原）、揚州、益州成都）、荊州、廣州等七處重要樞紐，首輪開設“師資講習所”。
麵向天下所有現有塾師及有誌於教化事業的儒生，進行為期數月的統一培訓，核心內容即為新教材的解讀與“拚音”新法的掌握運用。
培訓結束後，由教化總署派出專員，會同地方學官，進行嚴格、統一的結業考核，合格者方由朝廷頒發“官定教習”資格憑證。
憑此憑證，可在各級官學優先任職，或開辦私塾時獲得朝廷一定的錢糧補貼，其名下教授的學生，在參加科舉時，於同等條件下亦可享有適當的錄取優待。
詔書明確強調，未來所有官學教習職位，以及希望享受朝廷各項優待政策的私塾，其授業師長必須由持此官定憑證者擔任，以此硬性標準，徹底貫徹“能者上，庸者下”的選拔原則！
其四，嚴令各道、州、府、縣主官及學官，必須傾儘全力配合此項國策推行，無條件提供講習所所需場地、物資，妥善組織、督促本地所有在籍塾師按時參訓，並利用一切渠道向百姓宣傳新政之利。
同時，授權地方官府，對轄區內任何敢於公然阻撓、散布謠言、詆毀新策之言行，予以堅決打擊，從嚴懲處。
詔書末尾，以異常嚴厲、近乎警告的口吻寫道：
“…此乃固本培元、締造盛世之千秋大業，關乎社稷安危。各級官吏務須深切體會朝廷之良苦用心與堅定決心，克儘厥職，竭力推行，務求實效。
若有陽奉陰違、敷衍塞責、甚或暗中阻撓、蓄意破壞者，一經查實，無論官職高低，定當嚴懲不貸，絕不姑息！”
這道如同霹靂般的詔書，其內容之震撼，要求之具體，決心之堅定，無異於在看似平靜的帝國湖麵投入了一塊萬鈞巨石，瞬間激起的滔天波瀾，以驚人的速度席卷了整個大唐的朝野上下！
廟堂之上，支持改革者為之歡欣鼓舞，認為看到了文化教育真正一統、寒門進一步崛起的曙光；
而那些思想保守、依賴舊學或與世家關係密切的官員，則暗自心驚肉跳，擔憂自身的學識體係、仕途利益乃至背後勢力會受到根本性的衝擊；
更多的中下層官吏和普通讀書人，則在最初的震驚與茫然過後，開始懷著複雜的心情，仔細研讀詔書每一條款，認真思考這條由朝廷強力開辟的、關乎自身前途的新出路。
緊接著，仿佛與詔書默契呼應，《長安報》精心準備的特刊，如同蓄勢已久的洪流，鋪天蓋地地發行開來，迅速覆蓋了長安的街巷，並沿著驛道流向四方。
報紙以更通俗易懂的語言、更貼近民生的視角、更引人入勝的案例，將詔書的宏大精神與精細入微的細節，生動地傳播到市井鄉野，田間地頭。
“拚音”、“標準教材”、“師資考核”、“能者上庸者下”、“官定教習”……這些原本陌生的詞彙，一夜之間成為了街頭巷尾、茶樓酒肆熱議的焦點。
一場自上而下、旨在重塑帝國文化教育根基、影響深遠程度更甚於科舉的宏大變革，就在這朝廷詔令的權威號令與民間輿論的廣泛造勢交織而成的交響樂中，轟轟烈烈地拉開了它沉重而輝煌的序幕。
無數人的命運軌跡，無數家庭的未來期望，乃至整個大唐帝國的文明走向，都即將因此而發生深刻而久遠的改變。
杜遠站在長安城權力的中心，感受著這由自己親手推動並已開始奔騰的時代浪潮，心中清楚地知道，最複雜、最艱巨、也最考驗智慧與毅力的具體推行工作，現在，才算是真正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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