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澤湖下遊的南三河，河水終年裹挾著泥沙，渾濁如摻了土漿的米湯。
兩岸的蘆葦蕩在風中沙沙作響，仿佛無數枯瘦的手掌在相互拍打。
福緣公社小姬莊隊就臥在這片水氣彌漫的土地上，日子像河邊的泥巴路，晴天硌腳，雨天粘鞋。
村裡的“忠”字牌早已褪儘了當初刺目的紅漆，木紋扭曲暴突，如同老人手背上蜿蜒的青筋。
風一起，它們便相互撞擊，發出“咯啷——鐺——”的乾澀聲響，時斷時續，像有個看不見的幽靈在暗夜裡一遍遍數著念珠，又像被遺忘的孤魂在敲打著無主的破門。
姬忠良背著糞箕，深一腳淺一腳走在田埂上。
糞箕裡的牛糞冒著微弱的白氣，散發出濃烈的土腥氣。
他佝僂著背，像一根被過早壓彎的嫩竹，失去了所有挺拔的姿態。
那身破舊的粗布褂子，肩膀上磨出了兩個大洞，露出底下黝黑粗糙的皮膚，褲腿短了半截，沾滿了泥漿，乾結後硬邦邦的。
他抬起胳膊想擦一下額頭的汗，袖口處一道刺目的豁口便垂蕩下來，像一張無聲嘲笑的大嘴。
他本該在濱湖縣中明亮的教室裡。
那些墨香尚未散儘的課本，那些寫滿工整解題步驟的筆記本，此刻都成了遙不可及、灼痛心肺的舊夢。
命運在1966年那個燥熱的夏天驟然轉向，如同南三河突然改道的洪水，瞬間將他的人生衝進了深不見底的泥淖。
父親姬家萍那段早已被組織定論的“曆史問題”——早年福緣鄉人武部中隊長，因叛徒出賣被捕的經曆——在洶湧而來的浪潮中被重新翻攪出來。
有人聲嘶力竭，硬要將“帶槍投敵的叛徒”這頂沉重的鐵帽扣在他頭上。
這頂鐵帽的重量，最終沉沉地壓在了下一代的肩上。
大哥姬忠柱的生產隊長職務被粗暴地擼掉了。
姐夫昊文無在部隊眼看就要提拔，調令卻戛然而止，最終黯然轉業，成了地方上一個沉默寡言的教書匠，眼裡的光熄滅了。
而姬忠良自己，那個全縣聞名的少年才俊，通往重點高中的路被徹底斬斷。
他的名字被冰冷地寫進了“另冊”，成了“黑五類的後代”。
進步組織的門對他緊閉，喧囂的運動將他徹底排斥在外，甚至連他曾經最擅長的、能引來滿堂喝彩的文藝演出、作文比賽、當眾演講，即席表演，都成了被明令禁止的奢望。
“忠良！”一聲吆喝帶著粗糲的沙啞，像塊石頭砸過來。
姬忠良猛地一哆嗦，糞箕差點脫手。
他循聲望去，是生產隊裡出名的蠻漢王老五，正叉腰站在田埂上，嘴裡斜叼著半截旱煙，煙頭一閃一閃。
“磨蹭啥呢？隊裡的牛糞都叫你拾乾淨了？我看你是骨頭輕了，得再給你加加碼！”
王老五幾步跨過來，粗糙的手指幾乎戳到姬忠良的鼻尖，“‘壞分子’的種，就得用壞分子的法子治！給我滾到東窪地去，那片剛犁過的水田，泥漿厚，牛糞多，天黑前挑不滿兩擔回來，晚飯就彆指望了！”
旁邊幾個歇晌的社員哄笑起來，有人模仿著王老五的腔調：“聽見沒，小壞種？快滾！”
姬忠良的頭垂得更低了，下巴幾乎要抵到胸口。
他能清晰地聽到自己牙齒緊咬發出的咯咯聲，指甲深深掐進糞箕粗糙的柳條縫隙裡，掌心傳來一陣尖銳的刺痛。
他最終什麼也沒說，隻是默默地、更深地彎下腰，像個被抽掉了脊梁的木偶，一步一步挪向那片泥濘的東窪地。
身後那些刺耳的笑聲，像無數根針，紮在他裸露的腳踝上，也紮在他早已千瘡百孔的心上。
腳下的田埂濕滑黏膩，每走一步都仿佛要把鞋子從腳上生生撕扯下來。
東窪地的水田剛犁過不久，黑褐色的泥漿在陽光下泛著油膩的光。
姬忠良赤著腳，挽起褲腿，冰冷的泥水立刻像無數細小的螞蟥，緊緊裹住他的小腿，寒意直透骨髓。
他放下糞箕，拿起掛在腰後的長柄糞勺，開始機械地勞作。
糞勺每一次插入粘稠的泥漿，再費力地舀起混雜著牛糞的淤泥倒入箕中，都發出沉悶的“噗嗤”聲。
汗水很快浸透了他單薄的舊褂子，緊緊貼在背上，勾勒出少年單薄卻過早承擔重負的輪廓。
額上的汗珠滾落下來，滑過臉頰，滴進渾濁的泥水裡，瞬間消失無蹤。
就在他費力地將一勺泥糞舉過糞箕邊緣時，手臂一陣酸軟，勺裡的東西“啪嗒”一聲，大半滑落回泥水中，濺起的黑點撲了他一臉。
一股濃烈的腥臊氣直衝鼻腔。
他下意識地抬手抹臉，卻忘了手上沾滿了汙泥，臉上立刻糊開一片汙黑。
就在這狼狽的瞬間，他眼角的餘光瞥見了田埂儘頭那個同樣孤獨的身影——田翔林。
田翔林也背著糞箕，正吃力地彎腰拾撿散落在田埂邊的牛糞塊。
他身上的衣服比姬忠良的略好一些，至少沒有破洞，但也洗得發白，肩膀處同樣磨得薄而發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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