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事像塊投入死水潭的大石，在東臨湖鄉狹小的天地裡激起層層漣漪，迅速傳遍每個角落。
茶館裡、田埂上、渡口邊，人們交頭接耳。
有人說鮑旭活該，年紀輕輕就敢跟國家機器叫板，純屬不知天高地厚，自尋死路。
也有人說杜明這孩子有眼色，懂進退，是塊能成事的料子，將來或許能像姬永海那樣吃上公家飯。
姬永海對此不置一詞。
深夜，他獨自坐在工業辦公室昏黃的燈下，桌上攤著那本被磚廠紅粉染了封皮的《統計學》，手指無意識地摩挲著書頁粗糙的邊緣。
昊佳英那句樸素得如同泥土般的話，又一次清晰地響在耳邊：
“水太急了要繞著走，石頭太硬了彆去碰。”昊佳英雖不是科班出身，可她說出的話，總像老槐樹的根，深深紮在生活的土壤裡，透著紮紮實實的道理。
那年冬天，裹挾著洪澤湖濕冷氣息的高考成績終於張榜。
杜明如願考上了地區兩淮師範。
拿到那張印著紅字、輕飄飄卻又重逾千鈞的錄取通知書那天，他特意跑到鄉工業辦公室，對著姬永海深深鞠了一躬，鄭重地還上了那七十塊錢，外加一小布袋自家地裡新收的花生。
花生殼上還沾著新鮮濕潤的褐色泥土，散發著泥土特有的芬芳。
“鄉長，謝謝您。”
杜明的聲音有些發顫，眼睛卻亮得像洪澤湖夏夜最清澈的星辰。
“那天從派出所出來，我想明白了，不管旁人如何，自己腳下這條路，一步一個腳印，踩穩了，踩正了，才能走得遠。
就像挑擔子，扁擔兩頭得勻實，心，更得放正。”
姬永海接過那袋帶著體溫和泥土氣息的花生，看著青年眼中那簇灼灼燃燒的希望之火，用力拍了拍他已然厚實些的肩膀。
鮑旭的結局，則如同深秋墜落的枯葉。
因為那份來自派出所的、記錄著“抗拒執法”的通報，他的政審未能通過，最終名落孫山。
聽說他在家蒙頭大睡了一個多月，像條被拋上岸、離了水的魚，失了所有生氣。
後來，他跟著跑長途運輸的船隊去了遙遠的南方，再沒回過東臨湖這片生養他的土地。
再後來，隱約有風言風語傳回，說他在外地碼頭又因與人鬥毆，下手沒輕重，把人打成了重傷，被判了三年。
姬永海偶爾在鄉間小路上聽到這模糊的傳聞，也隻是停下腳步，望著南三河淌的流水，深深地、無聲地歎了口氣。
1984年的春天，帶著洪澤湖特有的溫潤水汽，悄然降臨。
河岸的柳枝抽出了鵝黃的新芽。
姬永海去地區參加一個工業會議，回來時特意繞了點路，經過地區師範學校那刷著白灰的圍牆。
隔著寬闊的操場鐵柵欄，遠遠地，他一眼就看見了杜明。
他穿著洗得發白卻乾淨整潔的師範校服，正和幾個同學一起用力抬著沉重的籃球架。
陽光慷慨地灑落在他年輕、淌著汗水的臉上，給他周身輪廓鍍上一層溫暖的金邊。
他的背影依舊挺直，像一株在風雨中紮根更深的玉米，奮力向上生長著，充滿了生命的韌性與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