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彆錄》與《七略》，共同標誌著中國目錄學的正式誕生，後世班固的《漢書·藝文誌》即以其為藍本。
可以說，劉向父子為漢代及之前的學術進行了一次徹底的“大盤點”，為後世研究先秦兩漢學術史提供了最可靠的路線圖。
然而，劉歆的貢獻遠不止於此。
在校書過程中，他接觸到了一批用先秦古文字寫成的經書，如《春秋左氏傳》、《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等。
與當時官方認可的、用漢代隸書寫成的“今文經”相比，這些“古文經”內容更古老、更豐富。
劉歆被其深深吸引，他極力主張將《左氏春秋》、《毛詩》等立於學官，設置博士。
這一舉動，引爆了學術界的“世界大戰”——
今古文經學之爭。
劉歆堪稱“古文經學”的奠基人。
他的《移讓太常博士書》，措辭激烈，批判今文經學家“抱殘守缺”，是一場學術革命的宣言。
這場爭論表麵是學術問題，實質是話語權之爭，也暗含了是維護現有政治秩序今文經學與現有官僚體係結合緊密）還是尋求變革古文經學提供新解釋）的路線分歧。
劉歆的學術革命，在政治上遭到了今文經學博士們的強烈抵製，他本人也被排擠出京城。
政治上的失意，讓他將目光投向了能夠實現其學術理想的政治力量。
此時，他父親劉向曾極力反對的王氏外戚集團中，出現了一個“異類”——
王莽。
王莽在篡漢前，以“禮賢下士”、“複古改製”的形象出現，這與劉歆的學術主張推崇古文經，向往周公之治）不謀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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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迅速成為政治和學術上的知己。
王莽需要一套替篡位辯護的理論體係，劉歆的學問正好提供了“武器”：
?“古文經學”為托古改製提供了更古老的經典依據。
?“五行相生”的“新五德終始說”劉歆創建的理論）論證了漢朝火德已衰，新朝土德當代之的“曆史必然性”。
於是，劉歆成為了王莽篡漢的首席理論顧問。
他為王莽製造符命，論證其代漢的合法性，官拜“國師”，封嘉新公，地位尊崇。
他從一個純粹的學者，轉變為新朝的政治核心人物。
然而，王莽的新朝很快在農民起義的浪潮中崩潰。
劉歆的子女因密謀反對王莽被殺，他本人也受到牽連。
公元23年，在綠林軍攻入長安的混亂中，劉歆圖謀劫持王莽投降更始政權，事泄自殺。
這位學術天才，最終在政治漩渦中殞命。
總結劉向、劉歆父子的曆史地位：
1.文化的守護神：他們主持的校書事業，是對中華文明的一次“大搶救”，其《彆錄》、《七略》奠定了中國文獻學、目錄學的基礎，功在千秋，無論怎樣評價都不過分。
2.學術的分水嶺：劉歆挑起今古文經學之爭，深刻影響了此後兩千年的中國學術思想史。
3.複雜的悲劇人物：尤其是劉歆，他的一生是“學術與政治”糾纏的悲劇。
他試圖用學術影響政治，實現理想，卻最終被黑暗的政治吞噬。
他從一個文化的拯救者，變成了一個王朝的“掘墓人”的理論幫凶，其間的抉擇、掙紮與淪陷，令人唏噓。
劉向與劉歆父子，如同兩顆璀璨的明星，照亮了西漢王朝沉淪前最後的夜空。
他們用智慧保存了文明的薪火，卻也因這智慧卷入了時代的洪流，他們的故事，是一部充滿光輝與悖論的史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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