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唯獨沒點第五代導演的名——說實話，在國內影視圈裡摸爬滾打這麼多年，論踏實乾事的勁頭，還得是張藝謀、陳凱歌這撥人。甭管外界對他們的片子褒貶不一，也不管是執著於藝術表達，還是一頭紮進商業片賽道，至少他們從沒想過“躺平”，常年在片場紮得牢穩，攝影機一架就是一整天，從劇本打磨到鏡頭調度，每一步都透著股“死磕”的勁兒，從不是那種光靠嘴皮子吆喝的主。
更難得的是，他們心裡始終揣著“平衡”二字——既沒丟了藝術創作的初心，也沒放任商業市場被外來作品全盤侵占。這些年，多少國外大片帶著資本洪流衝擊國內院線，是張藝謀用《英雄》打開國產商業大片的大門，用東方美學的鏡頭語言守住本土市場的半壁江山；陳凱歌也在《霸王彆姬》的藝術巔峰後，不斷嘗試商業與人文的融合，哪怕偶有失手，也從沒想過放棄為國產電影站台。說他們是娛樂行業裡撐得起場麵的“頂梁支柱”，半點不誇張——國家需要這樣的人，在藝術與市場之間架起橋梁，在文化輸出的賽道上扛住大旗。
第四代導演也還好，雖說年紀大了，難免帶點“倚老賣老”的架子，一門心思守著文藝片的一畝三分地，不太願意隨商業浪潮變通，但也沒什麼可苛責的。影視圈就像個大菜園，不能全種滿迎合市場的“瓜果蔬菜”，總得有人守著幾畦“小眾香草”，留住些純粹的藝術表達——畢竟總有人想看那些不追求票房、隻叩問人心的片子，不是嗎？他們守著的，其實是影視創作裡最本真的那點“慢功夫”，留著也無妨。
但今晚，他的火氣幾乎全憋在了第六代導演身上，話一出口就帶著刺，句句戳在痛處，沒半點留情：“這幫子王八蛋，滿肚子裝的不是鏡頭和劇本，全是反骨！一個個把國外吹得跟天堂似的，空氣都是甜的，轉頭就把國內貶得一無是處，說什麼遍地是‘雷區’，拍點正經東西都束手束腳。嫌這兒不好？那就麻溜卷鋪蓋滾出中國去！到國外拍啊，去拍你們那些滿腦子歪心思的破片子，看人家是不是真給你開綠燈——怕是剛開機，就被人按著頭查祖宗三代，連鏡頭都沒機會打開！”
第六代裡，勉強能讓他提一嘴的隻有管虎。這人吧，說好聽點是“純粹”，說難聽點就是“沒立場”——他好像從不在乎什麼“流派”“標簽”，也不跟著賈樟柯他們湊“批判現實主義”的熱鬨，眼裡就盯著“什麼題材有意思、什麼故事能打動自己”，逮著什麼拍什麼。他前世就留意過管虎的作品，知道這人身上藏著股靈氣，《鬥牛》裡的鄉土荒誕、《殺生》裡的人性博弈，都拍得有模有樣，若是能把心思定下來，找準自己的創作位置，不跟著瞎晃悠，絕對能拍出更多拿得出手的好片子，算是第六代裡難得的“可塑之才”。
可偏偏，第六代的“領軍人物”是賈樟柯——在他眼裡，這貨就真不是個好鳥。滿腦子想的不是怎麼拍好中國的故事，而是怎麼把中國的“傷疤”扒開了、揉碎了，送到國外評委麵前討賞；嘴上掛著“現實主義”，骨子裡全是投機取巧的算計，靠著販賣苦難博眼球、拿獎項，反倒把自己包裝成了“藝術大師”，著實讓人惡心。
他話音剛落，賈樟柯果然按捺不住了，從座位上猛地站起來，臉上帶著幾分被冒犯的怒意，語氣硬邦邦地頂了回來：“你憑什麼這麼說？那你倒是講講，我們拍的什麼才算電影？”
“你也配問‘什麼是電影’？”他冷笑一聲，聲音陡然拔高，直接懟得賈樟柯臉色一僵，“我明明白白告訴你，你拍的那些玩意兒，連‘電影’的邊都夠不著！你以為你能拿那些國際獎，是因為你拍得好、鏡頭用得妙？放屁！不過是你專挑中國最窮、最苦、最狼狽的一麵拍，把底層人的困境無限放大，把發展中的問題當成‘原罪’，捧到外國人麵前獻媚——你就是個跳梁小醜！”
“在洋人眼裡，你根本不是什麼‘藝術家’，就是個拿他們錢、替他們醜化中國的工具！他們把你捧得越高，越能證明他們那套‘中國落後’的偏見是對的，你還真把這當成榮譽了？真以為自己站在了藝術的巔峰？說白了，你就是個被人賣了還幫著數錢的傻子！”
這話像鞭子似的抽在賈樟柯臉上，他瞬間漲紅了臉，脖子上的青筋都跳了起來，火氣直往頭頂竄：“你少在這裡血口噴人！你有什麼資格對我指手畫腳？你懂不懂電影創作？”
“我沒資格？”他往前逼近半步，眼神裡的狠勁像淬了冰，壓得在場的人都喘不過氣，“賈樟柯，你他媽給我聽好了——就憑我能一句話，讓你以後在國際上連個雞毛蒜皮的小獎都摸不著！你信不信？你儘管去拍，拍得再‘苦難’、再‘深刻’，我都能讓你所有的片子在國外石沉大海，連個展映的機會都沒有！”
他越說越怒，聲音裡帶著咬牙切齒的狠：“你不是覺得自己是‘電影大師’嗎？行，我給你機會——明天我就帶你去美國，用我的電影公司給你投錢，你去拍美國不能碰的題材：拍他們的種族矛盾，拍他們的底層困境，拍他們那些藏在光鮮背後的齷齪事，你去拍啊！我倒要看看，美國讓不讓你拍，你的片子能不能在他們的院線上映，能不能拿到他們的本土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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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你能做到，我當著所有人的麵給你鞠躬，承認你是真大師！可你現在呢？就隻會在自己國家的土地上，拍點小成本的苦難片，拉著幾個底層群眾裝深沉，拿了幾個外國人發的獎，就得意洋洋地覺得自己了不起了？你這叫什麼大師？叫‘欺軟怕硬的懦夫’！腦子被驢踢了才會覺得自己是根蔥，天天拍這種陰暗玩意兒，是讀書讀傻了，還是被外國人灌了迷魂湯，把良心和腦子都給吸壞了？”
“說的不隻是你賈樟柯，是你們所有專拍國家苦難的導演！”他猛地轉頭，目光像刀子似的掃過在場的所有第六代導演，滿眼都是不加掩飾的不屑，“一個個穿得人五人六，頂著‘高級知識分子’的名頭，開口閉口‘人文關懷’，背地裡的心思齷齪得很！不就是為了去國外騙點獎金，拿點讚助，過幾天住洋房、開豪車的舒服日子嗎？我清楚得很，你們這些年靠拍這種‘賣慘片’，從國外撈了多少好處——那些所謂的‘藝術基金’‘創作補貼’，說白了，就是拿國家的傷疤換回來的臟錢！”
他擺了擺手，臉上滿是不耐，像是多說一句都覺得浪費口舌：“算了，懶得跟你們掰扯，愛咋咋地。反正我把話放這兒：有本事你們就自己砸錢建院線，自己搞發行，以後你們的片子儘管往國外送，沒人攔著你們去討賞。”
“我也犯不著去跟國內院線打招呼，不讓他們放你們的片——就你們那片子，除了拿獎的噱頭，除了能騙騙那些裝文藝的小資，有幾個普通觀眾願意花錢進影院看？通篇的壓抑、苦難，看完心裡堵得慌，誰願意找罪受？”他嗤笑一聲，語氣裡的嘲諷更濃，“還真把自己拍的當成‘陽春白雪’，說什麼‘不需要觀眾理解’？那隻能說明你背後有金主捧著吧？倒是敢不敢說說，你的金主是誰？是國外的某些基金會，還是藏在背後的資本勢力？沒金主撐腰，哪個傻子會給你們投這種既不賺錢、又滿是負能量的片子？你當全國觀眾都是瞎子，看不出你們那點小心思？”
這話一落，全場瞬間安靜了大半。連童剛和電影局的幾位領導都變了臉色，互相遞了個眼神，再看向在場的導演們時，眼神裡多了幾分審視和懷疑——這幫人，看著個個道貌岸然，張口閉口“藝術”，難不成真像他說的那樣，背後藏著什麼貓膩？
被他這麼一盯，在場的導演們個個後背發毛，渾身僵得像塊石頭，手心都冒出了冷汗。心裡直打鼓：這小子到底什麼來頭？說話這麼橫，一點情麵都不留，連“金主”“國外基金”這種話都敢明著說，難不成真有什麼硬靠山？真要是被他抓住點把柄，怕是不止丟了飯碗那麼簡單，後果不堪設想。
這時，他又開口了，語氣裡滿是不解，像是真的搞不懂這些人的腦回路：“我真納悶，你們到底經曆過什麼，思想能扭曲成這樣？你們總把‘上過山下過鄉’掛在嘴邊，說自己受了多大委屈，吃了多少苦——可你們摸著良心想想，下鄉的時候，國家沒給你們發補貼？沒給你們分糧食？沒給你們安排住處？至少沒讓你們餓著凍著，沒讓你們像那些世代守在農村的農民一樣，麵朝黃土背朝天，一輩子靠天吃飯吧？”
“你們在鄉下待了幾年，就覺得自己委屈得不行，覺得農村配不上你們這些‘文化人’，覺得自己就該高人一等，就該脫離底層？可你們有沒有見過，那些農民是怎麼過日子的？他們一輩子守著那片地，風裡來雨裡去，也沒抱怨過什麼，照樣把日子過下去，把孩子拉扯大。就你們那點‘苦難’，在他們麵前，連個零頭都算不上，也好意思拿出來賣慘？”
“我更沒法理解的是，有些人壓根沒上過山、下過鄉，連農村的田埂都沒踩過，連農民的飯都沒吃過，思想怎麼就這麼陰暗？偏偏一門心思拍苦難、拍傷疤，好像中國就隻有貧窮、落後、愚昧，就沒有一點好地方似的。”他搖了搖頭，語氣裡滿是失望，“你們眼裡的中國，就隻有破屋、土路、愁苦的臉？那些拔地而起的高樓、四通八達的公路、老百姓臉上越來越多的笑容，你們看不見嗎？還是故意裝作看不見？”
“再看看第五代的張藝謀、陳凱歌，人家才是真真切切經曆過上山下鄉的人，吃過的苦比你們多十倍、百倍，可人家拍出來的片子，怎麼就沒你們這麼多負能量？張藝謀拍《紅高粱》，拍的是中國人的血性；陳凱歌拍《霸王彆姬》，拍的是時代裡的堅守。他們也拍過困境，也拍過掙紮，但從來不是為了賣慘，而是為了展現困境中的力量，掙紮中的希望。”
“說白了，你們就是被西方思想洗了腦，崇洋媚外到了骨子裡——覺得國外的一切都是好的，中國的一切都是差的；覺得外國人認可的，才是‘好藝術’；覺得隻有把中國拍得越慘，才能越顯得‘深刻’。你們把這種歪理邪說當成真理，還把它拍進片子裡，源源不斷地往國外送，生怕洋人不知道中國‘有多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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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的片子，核心就一個目的：拿到國外去，讓洋人一看就驚呼‘哇，中國居然這麼窮、這麼苦’，然後給你們發個獎，把你們捧成‘批判現實主義大師’，滿足他們那點可憐的優越感。”他語氣裡滿是痛心，聲音都沉了幾分，“你們從來沒想過，要把咱們國家的好東西推出去——比如那些蒸蒸日上的城市，那些勤勞樸實的老百姓，那些越來越好的日子，那些藏在傳統文化裡的智慧。你們從來沒想過，用鏡頭告訴世界，一個真實的、正在崛起的中國是什麼樣子。”
“就說我之前拍的三部片子，沒拍什麼苦難，就拍咱們的傳統手藝、拍城市的發展、拍普通人的奮鬥，結果呢？多少外國人看了片子，特意來中國旅遊，來了解我們的文化，來和我們做生意。這才是電影該乾的事——為國家增光，為文化添彩，而不是往自己國家臉上抹黑！”
最後，他往前一步，目光如炬，一字一句都砸在人心上，帶著不容置疑的決絕：“所以說，你們這些專拍國家苦難、拿國家傷疤換獎的導演，全得拉去重新改造！把腦子裡那些被西方洗壞的歪心思洗乾淨，把心裡那份對國家的敬畏撿回來，什麼時候想明白該拍什麼、怎麼拍了，再出來碰攝影機！”
“改造”兩個字一出口，全場瞬間鴉雀無聲，連呼吸都變得小心翼翼。在場的導演們嚇得魂飛魄散，身子都忍不住發抖，心裡直罵娘：我操！拍個片子而已，居然要被“改造”？這也太狠了吧！他們不過是拍了點自己想拍的東西，怎麼就扯到“改造”上了？
連電影局的幾位領導都被這話驚得頭皮發麻，暗地裡連連咋舌：這小夥子是真敢說啊，一點都不怵場麵，把那些拍“苦難片”的導演罵得狗血淋頭，連“改造”這種話都敢當眾說出來，簡直是初生牛犢不怕虎——不對，這根本不是“不怕虎”，是背後有足夠的底氣，才敢這麼肆無忌憚。
可沒人敢反駁，連半個字都不敢說。誰不知道這小子背景不一般？能在這種場合說這種話，還沒人敢攔，就說明他不是好惹的。真要是被他揪到點把柄，比如片子裡的某些細節、背後的資金來源，說拉去改造就真可能被拉去，在場的沒一個人敢拍著胸脯說自己“乾淨”——誰的片子裡沒點為了過審、為了拿獎的小心思？誰背後沒沾過點說不清道不明的資源？
再者說，能這麼一門心思拍“苦難片”，還總能精準拿到國外獎項的，背後能沒點門道？說白了，都是一夥的——要麼是抱著同樣的“投機心態”，要麼是被同一股勢力牽著線，不然憑什麼就他們的片子能精準踩中國外評委的“偏好”？傻子都能看出來不對勁，隻是以前沒人敢明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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