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北京。
人民大會堂，河南廳。
巨大的水晶吊燈投下莊嚴而柔和的光，將廳內的一切都映照得纖毫畢現。紅色的地毯，深色的木質護牆，主席台上方的國徽，共同構成了一個權力與秩序的場域。
台下，長槍短炮林立，數百名國內外媒體的記者嚴陣以待，快門聲如同被壓抑的蟲鳴，在空氣中細微地顫動。他們像一群嗅覺敏銳的獵犬，等待著任何一絲足以成為頭條新聞的血腥味。
省代表團的成員們正襟危坐，神情肅穆。省長趙立春坐在主席台中央，主持著這場媒體開放日。他的聲音沉穩，語調平緩，正有條不紊地介紹著本省在過去一年裡取得的經濟成就。
一串串漂亮的數字從他口中吐出，gdp增長率、財政收入、重點項目投資額……這些都是每年兩會的保留節目，專業、嚴謹，也同樣乏味。台下的記者們一邊飛快地記錄，一邊交換著心照不宣的眼神。
陸遠坐在代表席的第三排，一個既不靠前也不靠後的位置。他微微低著頭，金絲眼鏡的鏡片反射著頂燈的光，讓人看不清他的表情。他麵前的桌上，隻放著一杯清水和一個空白的筆記本，他沒有像其他人那樣，擺著厚厚一遝發言稿。
他整個人，像一口沉在水底的古鐘，安靜，卻積蓄著隨時可以撞響天地的力量。
“……下麵，進入記者提問環節。”趙立春話音剛落，台下“唰”地一下，舉起了大片的手臂。
第一個問題，給了中央電視台的記者，問的是關於本省如何在新發展格局中定位。趙立春旁邊的省會市長接過話筒，用一番四平八穩、滴水不漏的官樣文章做了回答。
第二個問題，給了路透社的記者，問的是關於營商環境對外資的吸引力。
第三個問題……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氣氛在一種高度專業化的枯燥中有序進行著。一些跑口多年的老記者甚至已經開始有些走神，手指在手機屏幕上無意識地劃動。
就在趙立春點起一位本地黨報的記者，那名記者正準備就“鄉村振興”提問時，一個與現場節奏格格不入的動作發生了。
陸遠，站了起來。
這個動作並不突兀，甚至很緩慢。但他一起身，就像在平靜的湖麵投下了一塊巨石。整個會場所有的聲音，仿佛在這一瞬間被按下了靜音鍵。
所有人的目光，包括主席台上趙立春的，台下數百名記者的，以及身邊所有代表同僚的，都聚焦在了他身上。
無數鏡頭在零點一秒內完成了轉向，黑洞洞地對準了他。閃光燈開始神經質地閃爍，快門聲從稀疏的蟲鳴，瞬間彙成了一片嘈雜的暴雨。
趙立春看著他，麵無表情，既沒有製止，也沒有示意他坐下。他隻是握著話筒，靜靜地看著。
“對不起，打斷一下。”陸遠開口了，他的聲音通過身前的麥克風，清晰地傳遍了整個大廳。那聲音裡帶著一絲沙啞，像是長途跋涉後的疲憊，卻異常沉穩。
“我是來自星海市的全國人大代表，陸遠。”
他對著主席台微微頷首，又轉向記者席。
“在回答關於經濟發展的問題之前，我想先請大家看幾張照片。”
他話音未落，他身後，不知何時已經架起的一塊便攜投影幕布上，亮起了光。第一張照片被投了上去。
那是一張孩子的臉。一個大約八九歲的男孩，躺在醫院慘白的病床上，因為化療，頭發掉光了，瘦得皮包骨頭，手臂上插著輸液管。可他的眼睛，卻依舊清亮，正看著鏡頭，努力地想擠出一個微笑。
會場裡響起一片倒吸冷氣的聲音。
“他叫李衛東，九歲，家住星海市某重工業企業生活區，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去年冬天，他走了。”
照片切換。
一個簡陋的靈堂，黑白遺照上，是一個笑容燦爛的年輕人。靈位前，一對頭發花白的老夫婦相擁而泣，他們的背影，被拉得很長很長。
“這是他的父母。為了給他治病，他們賣了唯一的房子，欠了一身債。現在，他們擠在親戚家的車庫裡。”
照片再次切換。
是一張地圖。一張星海市的局部地圖。其中一片密集的居民區，被一個個觸目驚心的紅色圓圈標記出來，像一片凝固的血斑。
“這張地圖上，每一個紅圈，都代表一個在過去十年裡，因為癌症去世的家庭。這樣的紅圈，有三百二十一個。”
陸遠的聲音不高，卻像重錘，一記一記地砸在每個人的心上。
現場的記者們已經瘋了。他們什麼都顧不上了，隻是本能地按動快門，將鏡頭死死地對準陸遠，對準他身後的幕布。他們知道，自己正在見證一個核彈級的頭條新聞的誕生。
“在過去的十年裡，我市某特大型重工業企業周邊，癌症發病率呈現出令人觸目驚心的異常聚集。我把它稱之為，‘帶血的gdp’。”
“所以，今天，我不想談論我們引進了多少項目，創造了多少稅收。我隻想在這裡，作為一名人大代表，正式提交一份我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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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從身前的桌上，拿起那份早已準備好的、厚厚的文件，高高舉起。
“我的議案標題是：《關於對大型工業企業周邊區域居民健康狀況進行獨立第三方強製性普查，並建立終身健康追蹤檔案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