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靜得能聽見燈管裡微弱的電流聲。
市委招待所的房間裡，陸遠麵前的筆記本電腦屏幕上，那行標題散發著幽冷的光。
《關於南山工業園區“器官衰竭式”死亡的病理學分析，暨“休克療法”可行性報告》
光標在末尾有節奏地閃爍，像一顆等待指令的引信。
陸遠沒有立刻動筆。
他靠在椅背上，閉上眼，腦海中浮現的不是那些冰冷的數據，而是耿索亭老廠長渾濁而不甘的眼神，是王大錘那句“被人活活捂死”的悲鳴，是食堂裡那些工人麻木又帶著一絲殘存希望的臉龐。
這份報告，不是寫給錢衛國看的，也不是寫給吳建國看的。
這是寫給曆史看的。是寫給南山工業園那十萬個不該被遺忘的靈魂看的。
他重新睜開眼，眼底的溫情與感性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外科醫生般的冷靜與鋒利。
手指落在鍵盤上，敲擊聲如雨點般密集地響起。
他寫的第一個章節，標題是——【數據烏托邦與現實廢墟：一份官方報告的解構】。
“……《南江市南山工業園區年度發展白皮書》以精美的裝幀、華麗的辭藻和令人振奮的數據，為我們描繪了一個產業結構優化、安全生產零事故、經濟指標穩中有進的‘烏托邦’。然而，通過為期一周的一線調研，筆者遺憾地發現，這份‘烏托邦’的每一塊磚，都由謊言砌成；每一寸土地，都建立在現實的廢墟之上。”
“報告稱，園區就業率高達95。而事實是，紅星機械廠在崗87人，‘被長假’213人；前進紡織廠全員‘待崗’已逾半年。園區管委會創造性地發明了‘分流富餘人員’、‘待崗’、‘長假’等一係列名詞，將數以萬計的失業工人，巧妙地變成了那95就業率中的一個分子。這並非統計，這是對漢語的褻瀆，更是對民生的踐踏。”
“報告稱，全年實現安全生產零事故。而事實是，鑄造車間孫師傅的右手小指，被定義為‘小意外’，以五千元的價格私了。四十二年高齡的主變壓器，仍在晴天打鳴、雨天冒火，三十份維修報告換來的回複永遠是‘研究研究’。所謂的‘零事故’，不過是園區管委會將事故的定義標準，無限拔高到了‘不出人命就不算事’的冷血高度。”
“報告稱，工業總產值逆勢上揚2.1。而事實是，這增長的2.1，部分來自於將倉庫裡封存二十年的廢銅爛鐵，重新計價為‘產成品’的財務魔術。這並非發展，而是以透支未來為代價的續命；這並非韌性，而是用謊言粉飾的休克。”
陸遠的手指停了下來。他端起已經涼透的茶水喝了一口，冰冷的液體順著食道滑下，讓他更加清醒。
他的筆鋒，像一把手術刀，精準地剖開那份《白皮書》華麗的皮膚，將下麵腐爛的肌肉、壞死的組織，一層層暴露在空氣中。他沒有使用任何煽動性的詞彙，隻是平靜地陳述事實，用官方報告的“光鮮”，與他筆記本上的“血淚”進行最直接的對比。
這種平靜的殘忍，比任何憤怒的咆哮都更有力量。
寫完病理學分析，他開始寫第二部分——【曆史的病灶：一次被錯過的自救與二十年一貫的“花盆理論”】。
他將耿老廠長口述的，關於德國克勞斯公司合作失敗的往事，原原本本地記錄下來。他沒有直接點名吳建國，而是用了“時任園區某位主管領導”的稱謂。
“……這位領導以‘沒有大局觀’為由，否決了能讓整個園區‘鳥槍換炮’的技術合作方案，其真實目的，是為另一家‘明星企業’讓路。這一決策，並非孤例，而是此後二十年園區管理思想的縮影，筆者稱之為——‘花盆理論’。”
“所謂‘花盆理論’，即是將工業園區視為領導個人政績的‘花盆’。他們關心的，不是花盆裡的土壤是否肥沃、健康，而是能否在任期內，種出幾朵可以向上級炫耀的、鮮豔的‘花’。為了種花，可以犧牲土壤的長期生命力；為了讓花朵顯得更美，可以用各種假冒偽劣的肥料催肥。至於花謝之後，土壤是板結還是沙化，則留給下一任去頭疼。”
“從‘靚女先嫁’到扼殺‘克勞斯合作案’，再到如今用空殼公司和假數據堆砌政績，‘花盆理論’一以貫之，成為了園區衰敗的根本製度性原因。它扼殺了企業的內生動力，打擊了實乾者的積極性，最終將整個園區，變成了一個巨大而華麗的……墓地。”
寫到這裡，陸遠仿佛能看到吳建國那張保養得宜的臉，在看到“花盆理論”和“墓地”這兩個詞時，會是怎樣一副精彩的表情。
他要的，就是這種效果。
最後，是第三部分，也是最核心的部分——【向死而生：關於啟動“休克療法”的若乾建議】。
如果說前兩部分是“破”，那麼這一部分就是“立”。他不能隻做一個犀利的批評家，他必須給出一個可行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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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園區‘器官’已大麵積衰竭，常規的‘輸液’、‘吃藥’式扶持政策已無任何意義，隻會造成國有資產的進一步流失。筆者大膽建議，必須采取‘休克療法’，置之死地而後生。”
“一、成立由市委主要領導掛帥的‘破產重組與產業升級領導小組’，繞開現有園區管委會，擁有絕對決策權。”
“二、對園區內所有‘僵屍企業’進行強製破產清算，將所有有效資產與債務打包，剝離不良資產。”
“三、引入外部戰略投資，不問出身，不問背景，隻看實力。可以嘗試‘債轉股’模式，讓銀行從‘討債者’變為‘股東’，共同參與盤活。”
“四、妥善安置下崗工人。成立再就業培訓中心，與新入駐企業簽訂用工協議，確保改革不以犧牲任何一個工人的飯碗為代價。這一點，是改革能否成功的民心基礎，也是我們一切工作的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