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工越勤懇，商路越通暢；商路越通暢，農工的日子越寬裕，這是相輔相成的道理，何來亂根基之說？
先聖說商為末，是因古時商路閉塞，物產有限，怕逐利亂了秩序。
可如今天下初定，疆域萬裡，物產各異，若還抱著‘商為末’的舊念，讓糧在倉裡黴、布在架上朽，才是真的浪費國力。
本侯說的商道，不是讓商人淩駕於農工之上，而是讓商做那串珠的線，把天下的農工物產串起來，既讓百姓過好日子，又讓陛下的內庫充實，國力強盛，這難道不是輔佐陛下的正道，怎麼到了您這裡，反倒成了‘歪理’？”
臣不敢辯駁先聖本意，卻想問問隋公，《管子·輕重甲》有雲：‘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
管子輔佐齊桓公成霸業，難道不知商之利弊？
他既認可商賈存在，便是看清了‘商通有無’的根本——若無商賈轉運，齊地的魚鹽運不到梁趙，魯地的織錦傳不到燕薊，
請您仔細想一想，桓公憑什麼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靠的正是商路通暢帶來的財貨豐足、國力強盛！
您說商人逐利害民，可《史記·貨殖列傳》裡寫範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
子貢曰，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而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
這兩位，一位是聖賢之徒，一位是商聖之範，他們逐利卻不害民，反倒以商資國，以財濟貧。
可見商之好壞，不在商本身，而在朝廷如何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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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去年關中大旱，臣所知的幾位商戶，便是奉了陛下旨意，以朝廷貼息之利，從江南運糧入陝，既賺了該得的利，又解了災區的急，這便是管子說的以利導之，以義製之，何害之有？
再論農工棄本，隋公可曾讀《漢書·食貨誌》？
隋公沉思片刻，答道：“雖未精研，但也是讀過的。”
“那好，其中說，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可緊接著也說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若農人種的糧，隻能在本村本鄉售賣，多了便會爛在地裡，誰還肯深耕細作？
若工匠織的布，隻能自家穿用，再好的手藝也換不來粟米，誰還肯精雕細琢？
當年文景之治，為何能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
不僅是輕徭薄賦，更因商路通暢，讓關中的粟、巴蜀的布、齊魯的鹽能自由流通，農工見勤有所得，勞有所獲，才肯儘心生產，這，便是商興則農工旺的明證！
先聖說商為末，是因商周之時，天下分崩，物產寡薄，怕商賈借亂世囤貨居奇，故重農抑商以安民生。
可如今陛下一統天下，四海升平，正該如《荀子·王製》所言，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留，使相歸移也，四海之內若一家。
若還抱著舊念，把商路堵死，讓天下物產滯留，農夫的糧賣不出、工匠的物換不來，百姓日子窮苦，國庫賦稅短缺，陛下如何養兵戍邊、如何賑災興邦？
臣說善用商道，從不是要顛倒綱常次序，而是要學管子，以商富民，以商強兵，學文景以商活農，以商興工。讓士人設規矩，掌監管，讓農工出物產，求富足，讓商賈通物流，促周轉，如此，士導之，農本之，工輔之，商通之，才是《禮記·禮運》裡，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根基，才是真正的強國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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