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7月5日的深圳，太陽剛爬過龍崗工業區的鐵皮屋頂，就把空氣烤得像口沸騰的鐵鍋。
我攥著那個牛皮紙信封站在廠門口，指腹反複摩挲著粗糙的紙邊，能清晰地摸到裡麵鈔票折出的棱角——那是我熬了三十個夜班換來的工資，426元。
車間的鐵門在身後“哐當”關上，夜班的疲憊還像鉛塊一樣墜在骨頭裡，可掌心的熱度卻順著胳膊往腦門上衝。
記得剛來時，潘鵬說“迪克廠的工資卡比臉還乾淨”，我還不信。
直到看見工資條上密密麻麻的扣款項：住宿費50，水電費28，還有一筆“物料損耗”扣了16。
最後實發金額那欄，“426”三個數字擠在框裡，像三顆倔強的種子。
“發了？”孟浩然叼著根煙走過來，他的工資條捏在手裡，邊角卷得像朵花。
“我比你多12塊，不愛洗澡，水電費用的少。”他自嘲的笑著。
然後拍了拍我的肩膀，煙灰落在我工裝褲上，“走，請你吃炒粉。”
路口的早餐攤飄著豬油香，阿婆的鐵鍋“滋啦”作響，米粉裹著雞蛋在油裡翻卷。
我把信封小心翼翼地塞進內兜，緊貼著心口的位置，能感覺到鈔票隨著心跳輕輕起伏。
這是我第一次靠自己掙來的錢，比當年考上大學時父親塞給我的紅包還讓人心慌。
那紅包裡的錢帶著父母的期望，這信封裡的，卻沾著我的汗，我的血，還有機器齒輪碾過的痕跡。
“想啥呢？”孟浩然把一雙筷子塞給我，“錢是王八蛋，花了再賺。”
我搖搖頭，夾起一筷子炒粉，熱氣熏得眼睛發酸。
想起出發來深圳的前一晚，母親在燈下給我縫內兜，針腳歪歪扭扭，她說“把錢貼身放，彆讓人偷了”。
父親蹲在門檻上抽煙，煙袋鍋明明滅滅，最後憋出句“累了就回家，家裡有地”。
那時我還嫌他們囉嗦，現在才明白，這內兜裡藏著的不隻是錢，還有沉甸甸的牽掛。
回到宿舍，我翻出帶來的筆記本——那是個本子陪了我四年，封麵印著褪色的天安門。
筆尖懸在紙上半天，墨水滴在“2002年7月5日”那行字旁邊，暈出個小小的黑點。
我想起剛進車間那天，馮力那個囂張樣，說“新來的，先他媽學會學會擦機器”。
想起第一次熬夜，眼皮黏得像塗了膠水，孟浩然偷偷塞給我顆薄荷糖。
想起楊桃給我的創可貼，藍白相間的包裝，現在還壓在枕頭底下。
這些碎片在腦子裡轉了又轉，最後落在筆尖，變成一行字：“起點，希望是開始的第一步，2002年7月5日於深圳龍崗”。
寫完盯著那行字看了很久，紙頁太薄，筆尖用力過猛，背麵透出淺淺的印子，像顆正在發芽的種子。
“還寫日記？”
潘鵬端著臉盆進來，毛巾搭在肩上，水滴順著他黝黑的脖子往下淌。
“發了工資不寄點回家？”
我把筆記本合上，突然想起什麼，抓過信封數了數，抽出三張100的，剩下的126塊塞進錢包。“幫我看看，郵局在哪？”
潘鵬咧嘴笑了：“算你有良心。出了廠門往左拐，第三個路口就是，我陪你去。”
郵局裡人不多，風扇有氣無力地轉著，吹起地上的紙屑。
我趴在櫃台上填彙款單，鋼筆在“收款人”那欄頓了頓，寫上“父親收”。
彙款金額填“300”時，筆尖在紙上洇了個小坑。
這300塊，夠家裡買兩袋化肥，夠母親買點肉改善下生活，夠父親買條好點的煙，不用再抽自己卷的旱煙。
“地址彆忘了寫清楚。”潘鵬在旁邊提醒，他手裡捏著張彙款單，金額欄也填著“300”，收款人是“妻子”。
我把地址一筆一劃寫上去，每個字都寫得格外用力，好像這樣就能把思念刻進紙裡。
櫃台裡的阿姨把錢收進去，“啪”地蓋上郵戳，藍色的印記落在日期上，像給這300塊蓋了個通往家的印章。
走出郵局，陽光晃得人睜不開眼。
潘鵬突然歎了口氣：“我出來三年，每年就寄回去這點錢，家裡倆娃上學，老娘看病，哪都要錢。”
他摸了摸口袋，掏出半包煙，“有時候覺得挺窩囊的，在外麵累死累活，還是填不滿家裡的窟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