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拱三年的洛陽，鳳閣裡的檀木香味總蓋不住一絲若有若無的緊張。時任鳳閣侍郎的劉禕之，是出了名的“筆杆子”，當年起草太後的詔書時，筆下生花，連武則天都誇他“文辭有風骨”。可這人有個毛病——肚子裡藏不住話，尤其見不得朝堂上有他覺得“不合規矩”的事。
這天散了朝，劉禕之拉著鳳閣舍人賈大隱往偏殿走，左右看了看沒外人，壓低聲音歎氣道：“賈兄，你說如今這局麵，太後當初廢了昏庸的中宗，立了睿宗，這是天大的好事。可現在朝政還攥在太後手裡，皇帝倒像個擺設，長此以往，天下人該怎麼看？依我看，不如勸太後把權力還給皇帝，這樣人心才能安定啊。”
賈大隱聽得眼皮直跳，手裡的笏板都差點攥出汗。他知道劉禕之是直腸子，可這話哪能隨便說？太後如今正是掌權的時候，提“歸政”跟捋虎須有什麼區彆？當時他沒敢接話，隻含糊著“此事重大，當從長計議”，可轉頭就犯了難——不說吧，怕將來出事連累自己；說了吧，又對不起劉禕之的信任。糾結了半宿，還是覺得“保命要緊”，第二天一早就揣著這事，偷偷去見了武則天。
武則天聽的時候，正把玩著一枚玉如意，臉上沒什麼表情，可手指捏著如意的力道越來越重。等賈大隱說完，她慢悠悠放下如意，冷聲道：“劉禕之倒是有心憂天下的‘閒心’，隻是忘了自己的本分。”這話沒明著發怒，卻讓在場的人都打了個寒顫——誰都知道，太後越是平靜，後麵的雷霆之怒就越厲害。
本以為這事可能就這麼壓下來，畢竟劉禕之沒在朝堂上公開說，可沒幾天，就有人遞了封告狀信，說劉禕之收了歸誠州都督孫萬榮的黃金，還跟已故宰相許敬宗的小妾有私情。這罪名一出來，滿朝嘩然——收黃金是貪腐，跟大臣家眷有染是失德，兩條湊一起，足夠把人釘死在恥辱柱上。
武則天當即派了肅州刺史王本立去審劉禕之。王本立是出了名的“酷吏預備役”，審案子向來不問青紅皂白，先拿敕令壓人。他帶著人闖進劉禕之府裡時，劉禕之正在書房寫文章，見一群人衝進來，倒還算鎮定，問明來意後，看著王本立手裡的敕令，突然笑了：“王刺史，你這敕令怕是不合規矩吧？”
王本立愣了：“此乃太後親頒的敕令，怎會不合規矩？”
“你可知‘敕令’與‘詔書’的區彆？”劉禕之放下筆，指著敕令道，“太後雖掌朝政，但如今有皇帝在，凡審大臣的案子，需先有皇帝的詔書，再由鳳閣擬定敕令，這才合乎程序。你這敕令直接由太後頒下，繞開了皇帝，算不得合法。我劉禕之是鳳閣侍郎，豈能認這不合法的敕令？”
這話可把王本立噎住了，他哪懂什麼程序，隻知道按太後的吩咐辦事。當下也不跟劉禕之掰扯，直接把這話原封不動傳回宮裡。武則天聽了，氣得拍了桌子：“好一個劉禕之！都到這份上了，還敢跟我談‘合法’？他這是明著抵製使者，眼裡根本沒有我這個太後！”
當天下午，賜死的旨意就送到了劉禕之府中。劉禕之看著那杯毒酒，倒也坦然，他對家人說：“我這一生，寫過無數詔書，從未違心。今日因說真話而死，不算冤。”說完端起酒杯，一飲而儘。消息傳出去，朝堂上不少人都暗自歎息——劉禕之的話沒錯，可錯在說了不該說的人，錯在忘了當時的朝堂，早不是“說真話就能平安”的地方。
後來有人說，賈大隱要是沒告密，劉禕之或許不會死；也有人說，就算沒人告密，以劉禕之的性子，早晚也會因其他“真話”惹禍。可不管怎麼說，那一句在偏殿裡說的悄悄話，最終成了壓垮他的最後一根稻草，也成了武則天掌權時期，“言多必失”的典型例子。
司馬光說
《資治通鑒》記劉禕之之事，非僅為述一人之死，實為顯武後臨朝時“言路之險”。禕之論歸政，本為社稷計，卻因私語遭告密，複被誣以貪腐失德，終因爭“敕令之法”而死。蓋其時政由武氏出，皇權旁落，直言者難容於朝。禕之之死，非死於罪，而死於“逆上意”，此乃亂世之悲也。後世當以此為鑒：君上若不容直言，雖有忠臣，亦難安於位。
作者說
劉禕之的悲劇，乍看是“禍從口出”，實則藏著一場關於“規則”的博弈——他守的是“皇權與相權”的舊規則，而武則天要的是“我說了算”的新規則，兩者碰撞，輸的必然是守舊規則的人。更有意思的是，他到死都在糾結“敕令合不合法”，卻沒看清當時的朝堂早已不是“講程序”的地方——當權力突破了規則的邊界，所謂的“合法”不過是掌權者一句話的事。賈大隱的告密看似“背信棄義”，實則是那個時代裡多數人的生存選擇：在“說真話死”和“保小命活”之間，很多人都會選後者。這不是為賈大隱辯解，而是想說，劉禕之的“剛直”固然可敬，但在一個不講規則的環境裡，這種剛直更像是一場注定失敗的“自殺式堅守”——他以為自己在維護製度，卻忘了製度早已被權力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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