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的戰火，把大唐的盛世燒得七零八落。朝堂上忙著平叛、忙著收拾爛攤子，可偏偏有個叫楊綰的官員，眼睛不盯著邊關的烽火，也不盯著後宮的閒事，一門心思盯上了科舉製度這塊“心病”。
要說這科舉製，本來是個好東西。唐初的時候，靠著它選拔了不少踏實肯乾的讀書人，充實到朝廷各個崗位上，撐起了大唐的半邊天。可日子一久，這製度就變了味，尤其是進士科，簡直成了“吟詩作對大賽”。考生們一個個抱著《全唐詩》啃，練的是吟風弄月的本事，寫的是辭藻華麗的詩篇，至於治國安邦的經義、解決民生疾苦的對策，那是一概不放在心上。
你想想，考出來的官員，張口就是“春花秋月何時了”，閉口就是“一江春水向東流”，讓他去管百姓的溫飽，去處理邊關的糾紛，他能懂啥？說不定還得對著災情吟兩句詩，那不成了天大的笑話？當時的朝堂上，就充斥著不少這樣的“詩人官員”，他們寫起詩來洋洋灑灑，辦起事來卻手忙腳亂，把地方治理得一塌糊塗。
楊綰看著這一切，心裡那叫一個著急。他本身就是個實打實的學者，肚子裡裝的全是經世致用的學問，最看不慣的就是這種華而不實的風氣。公元763年，趁著朝堂稍微安定的空檔，楊綰鉚足了勁，呈上了一份改革貢舉的奏折，這份奏折，堪稱是一劑對症下藥的“猛藥”。
他的改革方案，條條都戳中了科舉的痛點。首先，秀才科得改，以前秀才科的考試內容花裡胡哨，現在得實打實考經義二十條、對策五道。經義考的是儒家經典裡的治國道理，對策考的是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這兩項一過關，才算得上是真材實料。其次，國子監的舉人選拔也得變，不能再由著地方隨便推薦，得先由國子監的博士舉薦，再經過祭酒親自考核，合格了才能送到尚書省參加省試，這就從源頭卡住了那些混水摸魚的人。最後，明法科得歸刑部主考，明法科是選拔司法官員的，以前由禮部瞎摻和，考出來的人連律法條文都認不全，現在讓刑部來考，考的都是實打實的斷案知識，這樣選出來的官員，才能真正做到秉公執法。
楊綰的這份改革方案一出爐，就像一顆石子扔進了平靜的湖麵，在朝堂上激起了千層浪。有識之士紛紛拍手叫好，說這是挽救大唐科舉的良方，能讓選拔出來的官員真正為百姓辦事。可反對的聲音也不小，那些靠著吟詩作對當上官的人，一個個跳出來反對，說楊綰這是在“逆天而行”，斷了他們的升官發財之路。
更要命的是，舊製度的積習實在太深了。上百年的時間裡，讀書人早就習慣了“重詩賦、輕經義”的路子，讓他們一下子改過來，比登天還難。而且，那些既得利益者抱團取暖，在朝堂上處處阻撓，硬是把楊綰的改革方案給摁了下去，最終沒能推行開來。
雖說改革失敗了，可楊綰的這份心血並沒有白費。他的改革理念，就像一顆種子，埋在了後世讀書人的心裡。後來的科舉製度改革，多多少少都借鑒了他的想法，慢慢把經義、對策放到了更重要的位置，讓科舉真正回歸到“選賢與能”的初衷。在那個戰火紛飛的亂世，大多數人都忙著保命、忙著爭權奪利，楊綰卻能靜下心來思考製度的革新，這份眼光和擔當，實在是難能可貴。
司馬光說
楊綰之議貢舉，革浮華，崇經義，欲使士風歸厚，取士以實，此乃救時之良策也。奈何積習已久，勳舊大臣多徇私弊，阻其施行，惜哉！夫科舉者，國家取士之途，其內容關乎社稷興衰。若徒尚文辭而輕實務，則所取之士，雖有虛名，終無裨於國。綰之誌，可謂公而忘私，其遠見卓識，足為後世法。
作者說
楊綰的科舉改革，看似是一場製度的微調，實則是一次對“人才標準”的重新定義。在那個亂世，人們最缺的是能打仗、能治國的實乾家，而不是隻會舞文弄墨的酸秀才。楊綰的眼光，穿透了浮華的表象，看到了製度的內核——選拔人才，終究要以“經世致用”為核心。這場改革的失敗，不是因為方案不好，而是因為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這也印證了一個道理：任何改革，都是一場利益的博弈，想要撼動舊秩序，光有好的方案還不夠，還得有衝破阻力的勇氣和力量。更值得深思的是，楊綰在亂世中仍不忘革新製度，這份“以天下為己任”的擔當，比改革本身更有價值，它告訴我們，無論時局多麼艱難，總有人在為家國的未來奔走。
本章金句
浮華誤國經義興，選賢當以實務衡。
如果你是文中的主人公楊綰，在改革方案被阻撓的時候，你會想出什麼辦法來推動改革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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