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標、畢自嚴等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順暢”。許多過去難以推動的事情，現在因為廠衛在暗處的威懾，阻力小了很多。
他們心情複雜，既欣慰於政令得以施行，又對依賴廠衛感到一絲不安和屈辱。
他們更加努力地完善細則，希望儘快做出成效，證明文官係統自身的能力，從而減少對廠衛的依賴。
大明帝國，就在這種奇特的“文官主政、廠衛護航”的模式下，開始了一場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自我革新。
一縷微弱的“中興”之光，似乎真的在黑暗中閃爍起來，但它能持續多久，能否照亮更遠的前路，依然取決於遼東的巨獸、內部的蛀蟲、以及那位深居宮中的皇帝，能否將這危險的平衡維持下去。
……
《崇禎五年安民裕國疏》下的新政，在廠衛無聲的護航下，於部分地區確實取得了可見的成效。
北方數省清出不少被隱匿的田畝，國庫秋糧簿冊上的數字有了切實的增長，雖然遠未達到富足的程度，但緩解了燃眉之急。
漕糧折色試點減少了損耗，部分地區的百姓確實感到負擔稍輕。裁驛節省的經費，也有少量被用於地方賑濟和修繕水利，雖然杯水車薪，卻也是難得的德政。
然而，反彈也隨之而來。利益受損的地方豪強、衛所軍官、以及被觸動利益的胥吏階層，不敢再明目張膽地對抗朝廷法度，卻轉入了更隱蔽的抵抗。
清丈時故意指鹿為馬，將良田報為瘠地，或將豪強之地劃歸貧戶，製造矛盾。
漕折中在銀錢成色、兌換比例上做文章，或巧立名目增加新的攤派。
暗中煽動不明真相的百姓，散布“清丈就是要加稅”、“裁驛讓信使無處吃飯”等謠言，將怨氣引向朝廷新政。
地方官員之間、官員與豪強之間形成更緊密的利益同盟，共同敷衍、拖延新政，使得政令出了京城就大打折扣。
錦衣衛的“聽風”雖然能發現部分問題，抓幾個典型，但麵對這種係統性的、軟性的抵抗，其威懾效果開始下降。畢竟，錦衣衛不可能監視每一個胥吏，核查每一本賬冊。
……
朝堂上，短暫的“務實”共識開始破裂。
清流言官們抓住了地方上的一些問題有些是真實存在的，有些是被誇大或扭曲的），再次發動猛烈攻勢。
他們不再直接攻擊新政本身，轉而集中火力抨擊其執行過程中產生的“弊端”，並將此歸咎於廠衛的“酷烈”和內閣的“失察”。
“陛下！清屯本為良法，然地方官為求政績，苛責百姓，甚至逼死人命！此非廠衛催逼過甚之故耶？”
“漕折之策，本為便民，然胥吏借此上下其手，百姓實際所納反增！廠衛暗探隻知拿人，可能杜此積弊？”
他們的言論在士林和民間引起了不少共鳴，畢竟底層百姓感受到的往往是胥吏的盤剝和政策的變形，而非遙遠的朝廷美意。
首輔李標陷入了兩難境地。新政是他推動的，成效他需要維護，但出現的弊端他也無法否認。
李標既要反駁言官們的過分指責，又要承認問題，督促各部完善細則，加強監督——而這監督，似乎又不得不更多地依賴廠衛，陷入了循環。
戶部尚書畢自嚴和兵部尚書王洽則開始變得更加謹慎，在推行新政時放緩了腳步，生怕引火燒身。改革的勢頭明顯受阻。
龍椅上的崇禎皇帝，再次陷入了焦慮和搖擺。他看到了一些成效，這讓他欣慰；但他更聽到了無數的抱怨和指責，這讓他煩躁和多疑。
崇禎開始懷疑李標等人的能力，是否過於理想化？也開始擔心廠衛是否真的如言官所說，在執行中擴大了打擊麵，激化了矛盾？
崇禎對陸錚的召見變得更加頻繁，問題也更加細致苛刻，反複追問廠衛行動的細節，要求其“務必秉公，不得濫及無辜”。皇帝的態度變化，敏銳地被朝臣們捕捉到。
陸錚感受到了來自皇帝的壓力和朝堂的敵意。他深知廠衛的局限性，它是一把快刀，可以砍斷明顯的障礙，卻無法解決係統性的腐敗和軟性的抵抗，甚至因其存在而催生出更隱蔽的對抗方式。
……
《崇禎五年安民裕國疏》的新政，在經曆了初期的震動後，遭遇了來自龐大既得利益集團和腐朽官僚係統前所未有的、係統性的、軟硬兼施的抵抗。改革進入了舉步維艱的深水區。
北方某府，知府大人親自出麵，召集境內士紳豪強“共商大計”。結果很快，一套應對方案出爐：各家主動“捐輸”少量劣等田產充作“清丈成果”，同時聯名上書，盛讚知府大人“仁德愛民”、“清丈得法”。
而對於真正被侵占的肥沃軍屯、官田，則利用複雜的產權糾紛、陳年舊賬、甚至偽造的地契房契，將其變成一團亂麻。
派來的戶部官員麵對這精心編織的“鐵桶陣”，寸步難行，若強行推進，立刻便有無數的“苦主”湧到衙門前哭訴“官逼民反”，甚至暗中組織地痞流氓破壞清丈工具。
錦衣衛雖然能抓到一兩個煽動者，卻無法瓦解這整個利益共同體。最終，清丈報告上數字好看，實則國庫所得寥寥。
南方試行漕折的某縣，縣令與本地糧紳、漕幫頭目、乃至戶部倉場派來的小吏早已結成牢固同盟。
朝廷規定的折銀比例看似公道，但他們通過操縱市麵銀錢比價、收取“火耗”、“解費”等陋規，輕而易舉地將負擔轉嫁到納糧戶身上，甚至變本加厲。
百姓實際繳納的銀兩，反而超過了實物稅的價值。若有禦史或廠衛查問，他們便拿出早已做平的賬冊，一切“合法合規”。
偶爾有一兩個胥吏被推出來當替罪羊，絲毫動搖不了整個體係。
被裁撤的驛站，其節省的經費往往並未如數上繳或用於地方公益，而是被各級衙門層層截留，以“辦公經費”、“人情往來”等名目瓜分殆儘。
而被裁撤的驛卒，雖有部分得到安置，但更多人流離失所，其中不乏精壯之士，或淪為土匪，或加入了流寇隊伍，反而加劇了地方的不穩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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