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節的燈籠還在農場各家各戶的屋簷下搖曳，紅綢流蘇隨著料峭春風輕輕擺動，空氣中似乎還殘留著元宵的甜糯香氣。沈歌的孕相日漸明顯，原本合身的棉襖已經略顯緊繃，臉上泛著孕早期特有的溫潤氣色，每天飯後在院子裡散步時，都會下意識地護著小腹，腳步輕緩得像怕驚擾了腹中沉睡的嫩芽。
林逍這些日子過得格外舒心，白天在農場忙活春耕的籌備工作，修整農具、清點種子，晚上就守在沈歌身邊，給她讀報紙上的趣聞，或是摩挲著她的肚子，跟還未成型的孩子說說話。林母更是把沈歌寵成了寶貝，每天的飯菜換著花樣做，早上是紅糖小米粥配煮雞蛋，中午必有雞湯或魚湯，晚上還要燉一鍋紅棗銀耳羹，生怕她營養跟不上。
這天下午，林逍正在院子裡劈柴，準備給沈歌燒洗澡水，村口小賣部的王大爺突然氣喘籲籲地跑過來，隔著籬笆喊道：“林逍！林逍！快回家接電話！縣城武裝部打來的，說有緊急會議，讓你立馬過去！”
“武裝部的電話？”林逍停下手中的斧頭，眉頭微微一皺。他作為農場民兵團的副團長，平日裡雖也參與民兵訓練、巡邏護秋之類的工作，但武裝部直接打電話來讓“立馬”開會的情況並不多見。他放下斧頭，拍了拍手上的木屑，對王大爺道了聲謝，轉身走進屋裡。
沈歌正坐在炕邊繡花，見他進來，抬頭笑著問：“咋了？王大爺喊你啥事兒？”
“縣城武裝部讓去開會，說是緊急會議。”林逍走到炕邊，拿起毛巾擦了擦手，“我也納悶呢，這剛過了元宵節，能有啥緊急事兒？”他一邊說著，一邊伸手摸了摸沈歌的額頭，“外麵風大，你彆出去了，我去去就回。”
沈歌點點頭，叮囑道：“路上慢點，騎車注意安全，彆著急趕路。”她放下手中的針線，起身想給他找件厚實的外套。
林逍按住她的手：“不用，我穿這件就行。”他身上還穿著那件軍綠色的舊棉襖，是他當知青時留下來的，雖然有些磨損，但依舊保暖。他目光掃過炕頭牆上掛著的掛曆，原本隻是隨意一瞥，卻猛地停住了——掛曆上鮮紅的“1983年”字樣赫然映入眼簾，旁邊還印著“春回大地，萬象更新”的小字。
“1983年……”林逍喃喃自語，腦海中像是有一道閃電劈過，瞬間明白了過來。他兩世為人，上輩子雖未親身經曆過，但對1983年那場震驚全國的“嚴打”運動卻印象深刻。改革開放初期，社會秩序麵臨嚴峻挑戰，各種刑事犯罪案件頻發，內蒙古8名少年一夜連殺27人的慘案、東北“二王”流竄作案、上海控江路流氓滋事等事件，讓社會治安問題成為亟待解決的難題。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央下定決心開展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專項鬥爭，而民兵作為維護地方治安的重要力量，必然要配合公安機關參與其中。
想到這裡，林逍的神色瞬間凝重起來。他知道，這場會議絕非普通的工作部署，而是一場硬仗的戰前動員。他轉身對沈歌說：“沈歌，這次會議可能不簡單，我得去武裝部一趟，可能要晚點回來。你在家好好照顧自己，彆惦記我。”
“咋了？是不是出啥事兒了？”沈歌看出他神色不對，臉上的笑容也淡了下來，露出擔憂的神色。
“沒大事，你彆擔心。”林逍不想讓她跟著緊張，儘量讓語氣顯得平和，“可能是關於維護治安的工作，農場民兵團得配合縣裡的安排。你放心，我會注意安全的。”他走到櫃子邊，打開最下麵的抽屜，從裡麵拿出一個黑色的槍套，裡麵裝著一把五四式手槍——這是他作為民兵團副團長的配備武器，平日裡都妥善保管著，隻有在執行重要任務時才會攜帶。
他熟練地檢查了一下槍膛，確認裡麵沒有子彈，又把彈匣裝好，彆在腰後，外麵套上棉襖，剛好遮住。沈歌看著他的動作，心裡雖有不安，但也知道他有自己的職責，沒有多問，隻是再次叮囑：“一定要小心，有事及時跟家裡說。”
“嗯。”林逍重重地點點頭，俯身在她額頭印下一個輕柔的吻，“我走了。”
他快步走出屋，推起院子裡的長江750摩托車，檢查了一下車況和油量，發動引擎。摩托車的“突突”聲打破了農場的寧靜，林逍回頭望了一眼屋裡的燈光，沈歌應該正站在窗邊看著他。他深吸一口氣，調轉車頭，朝著縣城的方向駛去。
初春的鄉間公路還殘留著未化的殘雪，路麵有些濕滑。林逍放慢車速，小心翼翼地駕駛著，腦海中卻不斷浮現出關於1983年嚴打的相關記憶。他記得，這場嚴打並非偶然，而是時代發展的必然。七十年代中後期，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西方的一些思潮和文化湧入國內，其中不乏暴力、色情等有害內容，對部分年輕人產生了不良影響。同時，當時全國待業青年多達2000萬以上，其中一些人無所事事，拉幫結派，形成了所謂的“斧頭幫”“菜刀隊”等犯罪團夥，嚴重擾亂了社會秩序。1979年全國公安機關立案數為50多萬件，1980年增至70萬件以上，1981年更是達到89萬多件，大案要案數量持續上升，群眾的安全感急劇下降，年輕女性不敢穿短裙，女工晚上不敢獨自上下班，偏遠街道案件頻發，甚至有犯罪團夥公然對軍警人員挑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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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這樣的嚴峻形勢下，1983年7月，改開總設計師在北戴河會議上明確指出：“再這樣下去，老百姓的安穩日子還過不過了？”並拍板決定開展嚴打，強調“必須殺一批人，判一批人，勞教一批人，才能真正維護社會安定”。隨後，全國人大常委會於1983年8月25日正式頒布《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一場席卷全國的嚴打風暴就此拉開序幕。
摩托車駛進縣城時，天色已經漸漸暗了下來。縣城的街道上比往常多了幾分肅穆，不少店鋪早早地關了門，偶爾能看到穿著製服的公安人員在街頭巡邏，神色嚴肅。林逍直接將摩托車開到縣武裝部門口，門口的哨兵見是他，敬了個禮，示意他進去。
武裝部的會議室裡已經坐了不少人，大多是各個鄉鎮、農場的民兵團負責人，還有一些公安係統的乾部。煙霧繚繞中，每個人的臉上都帶著凝重的神色，低聲交談著，空氣中彌漫著一種戰前的緊張氣氛。林逍找了個空位坐下，旁邊是鄰鄉的民兵團團長老周，兩人之前在民兵訓練時打過交道。
“老林，你也來了。”老周遞給林逍一支煙，“知道啥事兒不？這麼緊急召集咱們來。”
林逍接過煙，卻沒有點燃，放在耳邊敲了敲：“估計是關於打擊刑事犯罪的事兒，你沒聽說最近各地案子頻發嗎？”
老周點點頭，壓低聲音說：“咋沒聽說！前幾天我聽縣裡公安的朋友說，鄰縣出了個流氓團夥，光天化日之下調戲婦女、搶劫財物，鬨得人心惶惶。還有內蒙古那邊，8個小子一夜殺了27個人，連老人孩子都不放過，太喪心病狂了！”他頓了頓，又道，“我看呐，這次是要來真格的了。”
林逍沒有接話，隻是微微頷首。他知道，老周說的這些隻是冰山一角。這場嚴打的意識形態核心，是為了鞏固改革開放的成果，保障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維護社會的安定團結。當時的中央明確提出，嚴打是為了“保證經濟持續發展、保障群眾能夠安居樂業、維護改革開放的大好前景”，通過嚴厲打擊各類刑事犯罪，淨化社會風氣，為國家建設創造良好的環境。這種意識形態的形成，源於當時社會對治安問題的普遍不滿，以及對穩定生活的迫切渴望，因此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熱烈擁護和支持。
下午三點整，縣武裝部部長王建軍走進了會議室。他身材高大，穿著一身筆挺的軍裝，臉上沒有絲毫笑容，目光銳利地掃過全場，會議室裡頓時安靜了下來。
“同誌們，今天召集大家來，是有一項重要的任務要部署。”王建軍的聲音洪亮而有力，帶著不容置疑的威嚴，“想必大家也都感受到了，最近一段時間，咱們國家的社會治安形勢非常嚴峻，各種刑事犯罪活動猖獗，殺人、搶劫、強奸、流氓滋事等案件頻發，嚴重威脅到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破壞了改革開放的大好局麵。”
他拿起桌上的文件，鄭重地說：“為了扭轉這種局麵，中央已經作出決定，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專項鬥爭，也就是咱們所說的‘嚴打’。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頒布了《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明確了這次嚴打的方針、政策和要求。今天把大家請來，就是要部署咱們縣的嚴打工作，民兵作為維護地方治安的重要力量，必須全力配合公安機關，投入到這場鬥爭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