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桂蘭的dna鑒定結果出來那天，天陰得厲害，風裹著細碎的雨絲，打在臉上又冷又疼。張建軍是被警察的電話叫去的，電話裡的聲音很輕，卻像一塊石頭，重重砸在他心上——“張先生，您愛人李桂蘭的身份確認了，您方便來一趟殯儀館嗎？”
殯儀館的走廊很長，牆壁是冰冷的白色，空氣裡彌漫著消毒水和某種難以言喻的、壓抑的味道。張建軍跟在警察身後，每走一步都覺得腿像灌了鉛，走廊儘頭的房間門打開時，他幾乎要站不穩。房間裡放著一排覆蓋著白布的擔架，警察停在最裡麵的一個擔架前，輕聲說：“就是這個。”
張建軍的手指抖得厲害，他伸出手，想掀開白布，卻在離布麵還有一寸的地方停住了。他怕，怕看到那張被大火燒毀的臉，怕確認那個曾經笑著給他熬粥、給兒子講故事的人，真的變成了眼前這具冰冷的軀體。警察在旁邊輕聲安慰：“張先生，您彆太難過，我們已經儘力了。”
他深吸一口氣，猛地掀開白布。眼前的人蜷縮著，身上的藍色工裝已經燒成了焦黑色，緊緊貼在皮膚上，露出的手臂和臉頰布滿了猙獰的燒傷痕跡，根本看不清原來的模樣。唯一能辨認的，是手腕上那隻變形的銀手鐲——那是他結婚五周年送她的禮物，她戴了三年，連洗澡都舍不得摘，現在卻被燒得變了形，像一道凝固的傷口。
“桂蘭……”張建軍的聲音嘶啞得像被砂紙磨過，眼淚瞬間湧了出來。他伸手想去碰那隻手鐲，指尖剛碰到冰冷的金屬，就像被燙到一樣縮了回來。這不是他的桂蘭，他的桂蘭皮膚白皙，笑起來有兩個淺淺的梨渦，會因為他忘買醬油而嗔怪，會因為兒子考了滿分而開心，而不是眼前這具沒有溫度、沒有生氣的軀體。
警察遞過來一個透明的塑料袋，裡麵裝著幾樣從遺體上找到的遺物：一枚燒黑的工牌，上麵還能隱約看到“李桂蘭”三個字；半塊變形的塑料娃娃零件，是她每天組裝的那種；還有一張揉皺的紙條，上麵是他的電話號碼，字跡已經被煙熏得模糊，卻還能看清她一筆一劃寫下的痕跡——那是她怕自己忘記家裡的電話，特意寫在工牌背後的。
張建軍接過塑料袋，手指緊緊攥著，塑料袋的邊緣硌得他手心發疼。他想起桂蘭早上出門時，總會把工牌彆在胸前，笑著說“這樣就不會忘帶了”；想起她晚上回家，會把沒組裝完的零件帶回家，說“多做一個就能多掙幾分錢”；想起她怕自己加班晚了聯係不上，把他的電話號碼寫在各種地方，工牌背後、錢包裡、廚房的冰箱貼後麵……
這些細碎的小事，以前他覺得理所當然，現在卻成了最鋒利的刀，一刀刀紮在他心上。他蹲在地上，抱著那個塑料袋，像抱著桂蘭最後的溫度，肩膀劇烈地顫抖著，哭聲在空曠的房間裡回蕩，帶著無儘的絕望和痛苦。
從殯儀館出來，雨下得更大了。張建軍沒有回家，而是去了玩具廠的廢墟。曾經熱鬨的廠房現在隻剩下一片焦土，黑色的斷壁殘垣在雨中顯得格外淒涼，散落的塑料零件泡在水裡，變成了一塊塊模糊的色塊。幾個穿著製服的工作人員正在廢墟裡清理，手裡拿著相機和筆記本，時不時停下來記錄著什麼。
他走到曾經的組裝車間位置，地麵上還能看到燒焦的痕跡，幾根扭曲的鋼筋從土裡伸出來，像一雙雙求救的手。他想起桂蘭在這裡工作的三年，想起她每天在這裡組裝塑料娃娃，想起火災那天她在這裡掙紮、呼救，最後被大火吞噬。
“為什麼……為什麼要鎖上安全通道……”張建軍對著廢墟喃喃自語，聲音裡滿是恨意。他想起工友說的，夜班組長為了防止工人偷懶，把安全通道鎖了起來，忘了打開；想起玩具廠的廠長，明知安全通道堵塞，卻不管不顧，隻想著趕工期、賺利潤。如果安全通道沒被鎖，如果廠裡的安全措施到位，桂蘭是不是就不會死？是不是還有很多像桂蘭一樣的女工，能活著回家，能繼續陪著她們的丈夫和孩子？
他在廢墟裡站了很久，直到雨停了，才拖著沉重的腳步回家。兒子還在鄰居張嬸家，張嬸怕他難過，特意留兒子在她家吃飯。他推開門，家裡空蕩蕩的，廚房裡的粥碗還放在水槽裡，陽台上的衣服還掛在衣架上，可再也沒有人會來洗碗、收衣服了。
他走到臥室，打開桂蘭的衣櫃。裡麵掛滿了她的衣服，大多是便宜的棉質襯衫和牛仔褲，隻有幾件稍微好點的裙子，是她過年或者走親戚時才穿的。他拿起一件淺藍色的襯衫，那是桂蘭最喜歡的一件，她說穿著舒服，還顯白。襯衫上還殘留著她身上淡淡的肥皂味，那是他熟悉的味道，現在卻成了最讓他心疼的味道。
他把襯衫抱在懷裡，坐在床邊，看著牆上掛著的全家福。照片裡，桂蘭抱著兒子，他站在旁邊，三個人笑得格外開心。那是去年兒子生日時拍的，桂蘭說“咱們好久沒拍全家福了，得留個紀念”，現在卻成了他們一家三口最後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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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一天天過去，張建軍每天都會去殯儀館看看桂蘭，然後去玩具廠的廢墟待一會兒。他和其他遇難者的家屬一起，找玩具廠的負責人討說法，可負責人卻躲著不見，隻派了一個律師出來，說“會按照規定賠償”，卻對火災的原因和安全通道被鎖的事避而不談。
直到半個月後，警方發布了調查結果：童樂玩具廠長期忽視安全生產，安全通道多次被堵塞、鎖閉，夜班組長為防止工人離崗偷懶，在火災前一天鎖上了西側安全通道，未及時打開；廠長明知廠裡存在嚴重的安全隱患，卻未采取任何整改措施，導致火災發生時，工人無法及時逃生，造成37人死亡，12人受傷，其中32人是女性，年齡最小的18歲，最大的45歲。
玩具廠的廠長、夜班組長以及相關負責人被依法逮捕，等待他們的將是法律的製裁。新聞裡播報這個消息時，張建軍正抱著兒子坐在沙發上，兒子手裡拿著變形金剛，小聲問：“爸爸，媽媽什麼時候回來？電視裡說的玩具廠，是不是媽媽上班的地方？”
張建軍抱緊兒子，眼淚無聲地往下掉：“兒子，媽媽不會回來了，但是傷害媽媽的人，會受到懲罰。”
他以為聽到這個消息，心裡會好受一點，可當他看到電視裡播放的玩具廠廢墟畫麵，看到那些遇難者家屬抱著親人的遺像哭泣的樣子，心裡的痛苦卻越來越重。法律能製裁那些負責人，能給他們賠償，可他的桂蘭回不來了，那些失去妻子、母親、女兒的家庭，再也回不到以前的樣子了。
他想起殯儀館裡那具蜷縮的軀體，想起廢墟裡那些燒焦的零件，想起桂蘭手腕上那隻變形的銀手鐲。這些畫麵像烙印一樣刻在他心裡，永遠都不會消失。他知道，這場火災帶來的傷痛，會伴隨他和兒子一生，伴隨所有遇難者的家屬一生，而那些所謂的賠償和製裁，根本無法彌補他們失去親人的痛苦。
晚上，兒子睡著了，張建軍拿出那個裝著遺物的塑料袋，把那枚燒黑的工牌、半塊塑料零件和那張寫著他電話號碼的紙條放在桌子上。他看著這些東西，仿佛看到了桂蘭的身影，她笑著對他說“建軍，我回來了”，笑著對兒子說“兒子，媽媽給你買變形金剛了”。
可現實是，他再也聽不到她的聲音，再也看不到她的笑容，再也不能和她一起陪著兒子長大。窗外的月光透過窗簾縫隙照進來，落在桌子上的遺物上，帶著一絲冰冷的溫柔，像是在安慰他，又像是在訴說著這場永遠無法愈合的傷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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