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建國的檔案在投影屏上緩緩滾動，黑白照片裡的年輕人戴著眼鏡，眼神銳利。林辰站在公安部檔案室的特許閱覽區，指尖劃過紙質文件的邊緣——這些是二十年前尚未數字化的原始檔案。
“1983年畢業於清華大學電機係，1985年赴美留學，1988年回國進入國防科工局。”張正念著關鍵信息，“1999年項目終止後離職，2001年移民新加坡。”
林辰翻到下一頁，是項目終止的決議文件。紅頭公文上寫著：“因技術路線存在重大安全隱患，經研究決定終止‘天網’項目。所有資料封存，參與人員簽署保密協議。”
簽字欄裡，程建國的名字寫得力透紙背，最後一筆幾乎劃破紙張。
“他不甘心。”林辰說。
“更不甘心的是這個。”張正抽出另一份文件，“看這裡——項目終止後三個月，程建國提交了長達五十頁的申訴報告，被駁回。”
申訴報告的複印件已經泛黃，但字裡行間依然能感受到當年的激憤。程建國在報告中寫道：“能源自主防禦是國家安全的生命線，因噎廢食是最大的不負責任。”
“他說得有道理。”鄭組長的聲音從門口傳來。老同誌端著兩杯茶進來，放在桌上，“當年‘天網’項目確實超前，但技術風險太大。專家組評估認為，如果係統被攻破，攻擊者可以獲得整個電網的控製權。”
“所以現在的情況......”林辰看向鄭組長。
“像是程建國在用另一種方式證明自己。”鄭組長坐下，“你們繳獲的那些後門程序，技術思路和‘天網’一脈相承，但更隱蔽，更致命。”
“他在報複？”
“或者是在展示。”鄭組長喝了口茶，“展示他當年的設計是正確的，隻是被庸人扼殺了。”
這個推斷讓林辰後背發涼。如果程建國真是出於這種心理，那麼他的行為就不隻是犯罪，而是一種偏執的證明。
“程硯清知道弟弟的計劃嗎？”
“難說。”鄭組長搖頭，“程硯清癡迷的是材料科學，程建國專注的是控製係統。兄弟倆研究方向不同，但如果有共同的理念......”
“能源應該由技術精英掌控。”林辰想起程磊在審訊時說的話，“這是程家的家訓。”
家訓。一個家族幾代人堅守的信念，往往比任何意識形態都更牢固。
當晚，林辰去了西山。不是回家，而是去見那位退休的老領導。老人正在書房練字，見他進來，放下毛筆。
“為了程家的事？”
“您早就知道？”
“知道一些。”老人示意他坐下，“程家三代，都是天才，也都是瘋子。程硯清的父親，我的老戰友，當年就是因為在技術上太過執拗，吃了大虧。”
“具體指什麼？”
老人望向窗外的夜色：“五十年代，他是第一批核工業專家。因為堅持某個技術路線，被批判，被下放。臨死前握著我的手說：‘老李，技術沒有錯，錯的是用技術的人。’”
“所以程家......”
“所以程家對技術有種宗教般的信仰，對權力有種深刻的不信任。”老人收回目光，“他們認為，能源這麼重要的東西，不應該被政客掌控，而應該由真正懂技術的精英管理。”
“於是就有了‘瓷心’，有了‘天網’，有了現在的這些事。”
“對。”老人點頭，“但林辰，你要明白，程建國不是恐怖分子。他可能真心認為自己在拯救這個國家，隻是用了錯誤的方式。”
“再好的初衷，也不能成為犯罪的理由。”
“我知道。”老人笑了，“所以才需要你們這些既懂技術又懂法律的人。”
離開西山時已經深夜。林辰在車裡接到了羅薔薔的電話：“還不回來？”
“馬上。”他說，“兒子睡了嗎？”
“睡了，但睡前一直在問爸爸什麼時候打敗壞人。”
孩子的單純讓林辰心頭一暖。是啊，在兒子眼裡，這就是好人與壞人的戰鬥。雖然現實要複雜得多。
回到家，他輕輕推開兒子的房門。小家夥睡得正香，懷裡抱著一個玩具警車。林辰給他掖了掖被角，轉身時發現羅薔薔站在門口。
“有進展嗎？”她輕聲問。
“有，但更複雜了。”林辰摟住妻子，“有時候我在想，如果我隻是個普通警察，辦普通案子，會不會簡單些？”
“但那就不是你了。”羅薔薔靠在他肩上，“你選擇這條路，是因為你放不下。”
是啊，放不下。放不下那些可能被黑暗吞噬的光明，放不下那些需要被守護的平凡。
第二天，公安部召開了案情分析會。程建國的檔案被投影在大屏幕上，與會者都是各部門的核心人員。
“根據現有證據，程建國很可能就是‘先知’組織的技術核心。”林辰做彙報，“但他人在境外，我們需要國際合作。”
“新加坡方麵已經同意協助調查。”外交部代表說，“但要求我們提供確鑿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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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我們有，但涉及國防機密，不能全部提供。”
“那就部分提供，先把他引渡回來。”
會議製定了三套方案：外交引渡、秘密抓捕、技術誘捕。最終決定三管齊下，哪個成功用哪個。
散會後，鄭組長留下林辰：“有件事你得有心理準備——程建國在新加坡很有影響力，是多家科技公司的顧問，還和政要有往來。引渡不會順利。”
“那就用非常手段。”
“需要上級批準。”
“我去申請。”
報告當天就遞交了。但批複需要時間，而程建國不會等待。
果然，兩天後，監測發現程建國名下的一個研究所有異常活動——大量數據在向外傳輸，目的地是公海的一艘科研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