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仿佛被強行按下了慢放鍵，每一分每一秒都拖著沉重的腳步，在一種刻意維持的、近乎窒息的平靜中緩緩爬行。
自那晚藍灣咖啡館的會麵後，我像一隻被燙傷的貓，蜷縮回自己熟悉的巢穴，舔舐著傷口，同時警惕地豎起耳朵，捕捉著空氣中任何一絲不尋常的震動。
我嚴格遵循著蘇雨薇那看似“善意”的告誡，也是我為自己選擇的、目前唯一可行的生存策略——蟄伏。
我努力將自己重新塞回“優秀神經外科醫生沈瑾年”的殼裡。
這個角色我曾扮演得得心應手，如今卻感覺每一寸都緊繃得快要裂開。
我準時出現在晨會上，聽著住院醫彙報病例，手指無意識地轉動著筆，目光看似專注地落在投影幕布的ct影像上，但腦子裡盤旋的，卻是“構建型”、“掠奪型”這些冰冷詭異的詞彙。
查房時，我走在隊伍的最前麵，白大褂的衣擺帶起微弱的風。
我仔細詢問每個病人的感受，查看傷口愈合情況，下達精準的醫囑，語氣平穩，措辭專業。
但在我的眼底深處，卻藏著一絲自己才能察覺的審視與恐懼。我害怕在某個病人身上再次感受到那該死的、不和諧的“諧波”或過載的“狂躁”。
每當我的手指觸碰到病人的皮膚，我都需要極力克製那種想要催動“感知”的、幾乎成為本能的衝動。這種克製，消耗著我巨大的心力。
我尤其不敢在那個年輕鋼琴家的病房裡多做停留。
他的情況在病曆上被記錄為“僵人綜合征，急性發作期，對常規治療反應欠佳”。
大劑量的免疫抑製劑和鎮靜劑像一層厚厚的灰燼，覆蓋在他原本蓬勃的生命之火上。
他不再劇烈痙攣，但人也變得沉默、空洞，眼神渙散地望著天花板，像一尊被藥物精心包裹、正在緩慢失去生氣的雕塑。
他的母親日夜守在床邊，那雙曾經充滿期盼的眼睛，如今隻剩下紅腫和一種被漫長等待與不明所以的病情磨蝕殆儘的麻木。
每次麵對他們，我都像被無形的針狠狠刺中，一種混合著無力、愧疚和憤怒的情緒在胸腔裡翻騰。
我是一名醫生，卻隻能遵循最“正常”的醫療路徑，開出一張張可能根本不對症的藥方，這種職業信仰與現實認知的割裂感，幾乎要將我撕裂。
我隻能匆匆完成檢查，留下幾句乾巴巴的、基於教科書診斷的常規醫囑，然後幾乎是逃離般地離開那間病房，仿佛多待一秒，我心底那座用理智構建的堤壩就會徹底崩潰。
手術成了我暫時的避難所。
無影燈下，視野被局限在方寸之間的術野裡，周圍的一切都被綠色的無菌單隔絕開來。這裡隻有精確的解剖層次、清晰的血管神經、以及需要被切除的病灶。
吸引器的嘶嘶聲、電凝筆的滋滋聲、器械護士遞來器械時清脆的碰撞聲……
這些熟悉的聲音構成了一種令人安心的、純粹技術性的白噪音。
我可以暫時將“普羅米修斯”、納米蟲、異能者這些光怪陸離的東西拋在腦後，全神貫注於眼前的操作：分離、止血、切除、縫合。
每一次精準的分離，每一次成功的止血，都讓我能短暫地找回一絲對局麵的掌控感和作為一名外科醫生的純粹價值。
我甚至開始主動承接更多複雜的手術，用一場接一場長達數小時甚至十幾小時的站立和專注，來耗儘自己的體力，麻痹自己的神經，讓自己沒有多餘的精力去胡思亂想。
李哲依舊是我生活中唯一一抹亮色，儘管這亮色也時常讓我感到愧疚。
他總能敏銳地察覺到我狀態不佳，但他選擇的方式，是用他那種沒心沒肺的插科打諢來試圖撬開我的嘴，或者至少，讓我暫時笑一笑。
“老沈，瞅你這小臉兒煞白的，跟剛從墓地裡爬出來似的？咋的，昨晚值班讓女鬼給纏上了？”他會湊過來，用胳膊肘捅捅我，光頭在燈光下反著光。
“滾蛋，你才被女鬼纏上了。”我沒好氣地推開他，努力擠出一絲笑意，“就是沒睡好。”
“得了吧，哥們兒火眼金睛，你這絕對不是沒睡好那麼簡單。”他壓低聲音，擠眉弄眼，“是不是……終於對哪個女藥代下手了？然後發現人家老公是練散打的？跟哥們兒說說，是哪個科的？哥們兒幫你分析分析敵我實力對比！”
“分析你個鬼！”我笑罵著踹了他一腳，心裡卻湧起一股暖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