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問大明如今算不算中興，答案如同一枚旋轉的銀元，兩麵皆有。
說它“算”，是因為帝國已從垂危中複蘇。通過清丈田畝、推行階梯稅製，最惡性的土地兼並得到了強有力的抑製，國庫歲入穩步增長，新軍兵強馬壯，海上貿易的利潤如同江河般源源不斷注入。
說它“不算”，則是因為沉屙未清。
絕大部分的膏腴之上田與中田，依然牢牢掌握在宗室、勳貴和官紳豪強手中，他們如同巨大的海綿，吸走了土地最豐沛的養分。
朱由檢雖將稅負定得不算苛刻，但占絕大多數的下等田，其貧瘠的產出上限就擺在那裡。如今的大明百姓，多數人總算能從“求生”步入“生活”——能吃飽飯，每周飯桌上能見點葷腥，逢年過節舍得殺雞宰鴨。
這已是太平光景，但距離“家給人足，倉廩殷實”的盛世景象，還差著十萬八千裡。
然而，坐在紫禁城裡的崇禎皇帝朱由檢，對此並不滿意。
這位靈魂來自後世的皇帝，心裡揣著一個與這個時代格格不入的標杆。他覺得，老百姓的生活質量，“還應該再提高一點”。他腦海中沒有“小農經濟天花板”的概念，隻有“為何不能更好”的執念。
好吧，若以十七世紀全球的尺度來衡量，我們的這位皇帝陛下，多多少少是有些“不知好歹”了。
此刻，放眼寰宇：
歐洲正深陷三十年戰爭的泥潭，德意誌地區十室九空，易子而食並非傳說。
奧斯曼帝國雖疆域遼闊，但其治下的巴爾乾與阿拉伯農民，仍在沉重的稅負下掙紮求生。
遙遠的莫臥兒帝國，絢麗的泰姬陵背後，是無數佝僂的農奴在用血汗支撐著貴族的奢華。
可以說，在當今這個星球上，能叫得上名號的大帝國裡，沒有任何一國的普通平民，能像大明子民這樣，基本免於戰亂，享有溫飽，並能看到一絲安穩度日的希望。
於是，一項被朱由檢稱之為“農業改革2.0”的計劃被提上了日程。與之前那些天馬行空、時而伴隨爆炸的“發明創造”不同，這一次，皇帝是鐵了心要腳踏實地，解決帝國最根本的命脈問題——如何將廣袤而貧瘠的下等田，改造為能產出更多糧食的中等田，乃至上等田。
暖閣內，朱由檢召來了已被授予工部郎中實職的宋應星。
“宋愛卿，”朱由檢開門見山，指著桌案上關於各地田畝等級的奏報，“朕欲提升天下之下田肥力，使瘠土化為沃壤，愛卿精通格物工技，於此……可有良策見解？”
宋應星聞言，並未立刻回答。他沉吟了片刻，花白的眉毛微微蹙起，似乎在腦海中飛速翻閱著他數十年來走訪南北、觀察記錄的無數農事見聞。他知道，陛下此問，關乎國本，絕非兒戲，必須慎之又慎。
最終，他抬起頭，目光沉穩，言語間帶著科學家特有的審慎：
“陛下誌在厚生，臣欽佩萬分。提升地力，古已有法，並非無跡可尋。然……”他話鋒一轉，語氣變得凝重，“陛下需知，此非一蹴而就之事，更非可憑空造物之神技。”
他向前半步，開始條分縷析地闡述他的見解，所言皆立足於當時的農業認知與實踐：
“臣遊曆四方，所見提升地力之法，大抵有幾條路徑，然皆有其限。”
“其一，廣積肥壅。除人畜糞便外，河泥、草皮、腐秸、坑土，乃至煆燒骨粉，皆可積為肥料，設法送入田中。此法穩妥，然需年複一年，持之以恒，且肥源收集、轉運耗費民力極巨。”
“其二，改良耕作。如推行區田法，精耕細作，保墒抗旱；或行稻肥輪作、糧豆輪作，借豆科之物回補地力。此法能保地方不衰，然欲使‘下田’躍升為‘中田’，非數年之功不可見其效。”
“其三，興修水利。此乃根本之一。許多下田，並非土質不堪，實因灌溉無著，望天收成。若能將《泰西水法》與臣在《天工開物》中所載之龍骨水車、虹吸等器結合，廣開溝渠陂塘，使旱能澆，澇能排，則產量必增。然此工程浩大，所費不貲。”
說到這裡，宋應星深深一揖，道出了最核心的困難：“陛下，以上諸法，皆需投入海量人力、物力與時光，如同文火慢燉，徐徐圖之。究其根本，土地之‘分等’，乃天時、地利、人力綜合所致。我等能做的，是儘人力之極限，改良其‘地利’，比如疏通水利，增施肥料。但若想徹底改變其先天稟賦，比如將一片貧瘠的沙壤直接變為膏腴之地的黏壤，或讓苦寒之地的生長期憑空延長一月……此實非人力所能及也。”
他的結論清晰而務實：改良可行，但代價巨大且效果有限；而想要大規模地、本質地提升土地等級，在當時的科技條件下，是一個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無疑給朱由檢雄心勃勃的農業2.0計劃，澆下了一盆基於現實的冷水。
朱由檢聽完關於土地改良那漫長而艱巨的論述，並未氣餒，他話鋒一轉，又拋出了另一個關乎民生肉食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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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土地之事需徐徐圖之，那……提高這牛羊豬雞鴨的產量，讓百姓餐桌上的葷腥再多些，總該有些更立竿見影的法子吧？”
宋應星聽到這個問題，神色稍緩，這顯然比“化瘠土為沃壤”要更貼近實際。他略一思索，便條理清晰地回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