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來得更早，也更冷一些。鉛灰色的天空像一塊沉重的幕布，低低地壓在南嶺的上空。村口那棵老槐樹的葉子早已落儘，光禿禿的枝椏在寒風中瑟縮著，發出嗚嗚的聲響。
北坡大隊的曬穀場上，往日裡這個時候應該是人聲鼎沸，忙著晾曬晚稻的景象。但此刻，卻顯得有些冷清。
幾個社員縮著脖子，揣著手，零散地站在場邊，低聲交談著，眼神裡帶著迷茫和焦慮。
田埂上，幾隻麻雀在啄食著散落的穀粒，偶爾抬頭警惕地望一眼四周，旋即又低下頭去。
“唉，這日子，啥時候是個頭啊？”
一個滿臉皺紋的老漢，跺了跺凍得發麻的腳，發出一聲長長的歎息。他叫王老實，是村裡的老佃戶，一輩子臉朝黃土背朝天，可肚子卻總也填不飽。
“誰說不是呢，”
旁邊一個中年漢子接話道，“今年收成也就那樣，上交的任務一扣，分到手裡的，夠吃半年就不錯了。開春了，娃們的學費，家裡的油鹽醬醋，哪兒都得花錢。”
“聽說了嗎？北邊安徽那邊，好像有些地方開始偷偷搞什麼‘包產到戶’了，把地分到各家各戶去種。”有人壓低了聲音，神秘地說道。
“包產到戶？那不是走資本主義回頭路嗎？要割尾巴的！”王老實嚇得一哆嗦，趕緊往四周看了看，“這話可不敢亂說，小心被人聽見，抓去批鬥。”
“怕什麼？現在外麵風聲好像有點不一樣了。”
那中年漢子不服氣地梗了梗脖子，“總不能眼睜睜看著大家餓死吧？你看咱們隊裡，人哄地皮，地哄肚皮。乾好乾壞一個樣，誰還有心思好好乾活？”
議論聲漸漸低了下去，隻剩下風聲在空曠的曬穀場上呼嘯。
南嶺的人們，就像這寒冬裡的麻雀，在貧瘠的土地上艱難地尋覓著生計，對未來充滿了不確定。他們習慣了聽天由命，習慣了集體的安排，即使那安排並不能讓他們過上好日子。精神上，他們是壓抑的，麻木的，像被霜打過的莊稼，提不起一點生氣。
與此同時，千裡之外的江淮大地，鳳陽小崗村的夜晚，氣氛卻緊張得讓人喘不過氣。
一間簡陋的茅草屋裡，昏黃的油燈下，18個莊稼漢圍坐在一起，每個人的臉上都寫滿了凝重。他們的身後，是嗷嗷待哺的孩子和焦慮不安的家人。連年的災荒和僵化的體製，讓這個村子成了遠近聞名的“討飯村”。
“都想好了？這可是掉腦袋的事！”
生產隊隊長嚴俊昌，一個皮膚黝黑、眼神堅毅的漢子，聲音沙啞卻異常堅定。他手裡拿著一張皺巴巴的紙，上麵是他們商量好的“生死狀”。
“想好了！”
眾人異口同聲，聲音不大，卻帶著破釜沉舟的決絕。
“要是被抓了，判了刑，家裡的老人孩子怎麼辦？”有人低聲問，語氣裡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顫抖。
嚴俊昌深吸一口氣：“咱們是托孤！互相照應著點！隻要能讓家裡人吃上飯，就算是坐牢，也值了！”
油燈的火苗跳動著，映照著一張張飽經風霜卻又充滿渴望的臉。沒有豪言壯語，隻有沉甸甸的求生欲望。
他們依次在那張生死狀上按下了鮮紅的手印，像一朵朵血色的花，綻放在寒冷的冬夜裡。
這手印，是對饑餓的抗爭，是對命運的呐喊，更是對未來的賭咒與期盼。他們不知道，這18個紅手印，即將撬動一個龐大國家的改革巨石，拉開中國曆史新的序幕。
而在位於北京的農井大學裡，一場激烈的爭論也正在上演。
北京農業大學，農學係大三的教室。窗外寒風凜冽，窗內卻熱氣騰騰，一場關於“姓資還是姓社”的大辯論正在白熱化地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