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謀長視角）
天色蒙蒙亮，我就被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驚醒了。推開窗，看見營長披著那件洗得發白的軍裝站在院子裡，手裡捏著一份剛送來的戰報，眉頭擰成了疙瘩。
“老張，你來一下。”他聲音沙啞，眼底布滿血絲。
我披上衣服快步走出去。營長把戰報遞給我，手指點在幾個關鍵數字上：“看看，又是因為地圖看錯，三連差點鑽進鬼子的包圍圈。要不是老鄉報信及時……”
戰報上清楚地記錄著，三連在執行偵察任務時，有個戰士把地圖上的方位標反了，導致全連偏離預定路線五裡多地。這不是第一次了。上個月，二營送來的彈藥數量被登記錯了小數點，差點造成陣地彈藥斷供。更早之前，還有個排長把“拂曉進攻”理解成了“午後進攻”，貽誤戰機。
“咱們獨立營，”營長重重歎了口氣，“能打仗的兵不少，可識字的，掰著手指頭都數得過來。”
我沉默著。作為參謀長，我比誰都清楚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全營八百多號人，能完整讀寫五百字的不到三十人，大多數戰士連自己的名字都寫不全。每次戰鬥部署，全靠口頭傳達，作戰地圖成了擺設，繳獲的鬼子文件要送到團部才能翻譯。
“不能再這樣下去了。”營長突然站定，轉身盯著我，“老張，這個事你得牽頭。咱們得搞個掃盲運動，就從認字開始。”
我愣了一下：“現在？鬼子剛搞完鐵壁合圍，部隊還在休整，訓練任務這麼重……”
“正因為鬼子不會給咱們喘息的機會，才更要抓緊！”營長打斷我，“一個文盲軍隊，永遠隻能被動挨打。我要的是一支能看懂地圖、會寫戰報、能分析敵情的部隊。”
他越說越激動：“你去統計一下，把所有識字的乾部戰士都組織起來，成立個教導處。我不管你是用樹枝在地上劃拉，還是找老鄉借石板，一個月內，我要看到成效！”
命令下來了，我這個參謀長又多了一項前所未有的任務——讓全營八百多個大字不識幾個的漢子，在炮火連天的間隙學會認字寫字。
接下來的三天，我帶著幾個參謀開始了全營文化水平摸底。結果令人沮喪：能流暢閱讀報紙的隻有7人，能寫簡單書信的23人，認識常用字但不會寫的約50人，剩下的全是純文盲。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去三連的那天。我問一個叫鐵柱的老兵：“認識自己的名字嗎？”
他憨厚地笑著，用長滿老繭的手比劃著：“報告參謀長，俺就知道姓王，具體咋寫，不記得了。”
“那打仗時怎麼看地圖？”
“俺不看地圖，”他挺直腰板，“俺跟著班長走，班長指哪俺打哪。”
旁邊一個剛入伍半年的小戰士插話：“參謀長，俺在老家上過兩年私塾，認識幾個字。”
我讓他寫寫看。他憋紅了臉，歪歪扭扭地寫了個“打”字，缺了一橫，寫“鬼子”的“鬼”字時，把下麵的“厶”寫成了“田”。
摸底結束後，我在油燈下整理名單。全營文化水平最高的居然是衛生隊的一個女衛生員林秀珠，她上過女子中學。其次是營部文書小趙，讀過完小。各連的指導員雖然也識字，但水平參差不齊。
我把情況向營長彙報。他聽完沉默良久，突然問：“老張，你還記得咱們剛成立獨立營時，怎麼說的嗎？”
“記得。要打造一支不一樣的部隊。”
“對，”營長站起身，走到牆上的作戰地圖前，“不一樣的部隊，首先得是一支有文化的部隊。明天就成立教導處，你兼任處長，把林秀珠調過來當副處長，各連指導員都是教員。告訴全營，從營長到炊事員，人人都要學文化！”
第二天，我在全營大會上宣布掃盲決定時，底下一片嘩然。
“參謀長，俺們是來打鬼子的，學那玩意兒乾啥？”一連長張大彪第一個嚷嚷。
“就是，認字能認死鬼子嗎？”下麵有人附和。
營長猛地站起來，會場立刻安靜了。
“不認識字，你們連鬼子都打不明白！”營長聲音不大，但每個字都砸在人心上，“上次是誰把‘機槍向左移動五十米’看成了‘五百米’，差點把機槍送到鬼子嘴邊？是誰把‘三號高地’看成了‘八號高地’，讓增援部隊跑錯了地方？”
底下沒人吭聲了。
“從今天起，”營長環視全場，“每天訓練之餘，必須保證兩個時辰的學習時間。一個月後考核，不及格的，乾部撤職，戰士不得參與重要任務！”
命令是下了，可具體怎麼實施，還是個難題。
林秀珠是個二十出頭的姑娘，梳著兩條麻花辮，說話細聲細氣，但做事極其認真。她帶著幾個識字較多的戰士，連夜編了一套識字教材。
“參謀長，我覺得應該從戰士們的名字和常用口令教起。”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訴我，“這樣既實用，又能激發大家的學習興趣。”
我點頭同意：“教材要簡單實用，最好能跟戰鬥生活結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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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決定把掃盲分成三個層次：純文盲班學認寫300個常用字；有點基礎的學500字；乾部要掌握800字，還要學習看地圖、寫戰報。
最大的困難是教具。紙張稀缺，墨水更是珍貴。最後還是營長想出了辦法：每人發一塊木板，塗上鍋底灰，用樹枝當筆。高級班的才能分配到幾張草紙和一小截鉛筆。
學習場地更是五花八門：大樹下、打穀場、甚至戰壕裡，隨時隨地都是課堂。
第一天上課的情景，我至今記憶猶新。
傍晚時分，各連把戰士們帶到指定地點。林秀珠站在一塊用木炭畫了格子的黑板前，緊張得手都在抖。
“同、同誌們，今天我們先學五個字。”她在黑板上寫下：八、路、軍、打、鬼。
“這個念‘八’，八路軍的八。”她的聲音起初有些發顫，但越來越響亮。
底下跟著念：“八——”
聲音參差不齊，有的洪亮，有的含糊。
“用手比劃一下，一撇一捺……”
我巡視到三連的學習點時，看見鐵柱正對著木板發愁。他手裡的樹枝都快捏斷了，木板上還是幾個歪歪扭扭的墨團。
“參謀長，這比拚刺刀難多了。”他哭喪著臉。
我蹲下身，握住他的手：“來，我教你。一撇，一捺，這就是‘八’。”
他的手很粗糙，布滿裂口，握槍很穩，握樹枝卻一直在抖。
“對了，就這樣。”我鼓勵他。
他寫出了一個勉強能認出的“八”字，高興得像個孩子：“參謀長，俺會寫字了！”
然而，困難接踵而至。
首先是抵觸情緒。不少老兵覺得學文化是“瞎折騰”，一上課就打瞌睡。有的乾部也陽奉陰違，表麵上組織學習，實際上放任自流。
更麻煩的是，鬼子的掃蕩和頻繁的軍事行動經常打斷學習計劃。往往是今天剛學會幾個字，明天就要急行軍，等回來時又忘光了。
一周後的摸底測試，結果慘不忍睹：純文盲班能認出50個字的不到三分之一，能寫出來的更是寥寥無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