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曆了那場歇斯底裡的爭吵後，鄭勤躍和馬悅，這對夫妻，徹底成了被困在各自牢籠裡的困獸，各自舔舐著傷口，也各自盤算著出路。
鄭勤躍的牢籠，是那棟被拆了窗戶的彆墅。
他最終還是選擇了妥協。通過中間人，他向那位綜合執法的頭目進行一筆數額不菲的“利益輸送”。對方收了錢，態度立刻轉變，在一個無人的角落裡，拍著他的肩膀，像是在傳授什麼江湖秘訣：“鄭總，不是我不幫你，現在是風口上，文件抓得緊。這樣，我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讓你乾，但你不能讓同小區其他業主發現，更不能讓他們舉報。”
得到這個“默許”，鄭勤躍知道，這是眼下唯一的活路。他瘋了一樣地動用所有的人脈，托關係，加價錢，終於找到了幾個可靠的工人。此刻的彆墅正處於一個最脆弱的階段：昂貴的實木吊頂已經全部安裝完畢，但牆麵和地麵還隻是毛坯。這意味著，隻要一場雨，這些吊頂就會徹底報廢。
接下來的兩天，那棟彆墅成了他全部的世界。他像個監工，親自在現場盯著。工人們小心翼翼地，將一塊塊木板釘在窗框上，再用釘槍固定。當最後一塊巨大的防雨布被牢牢釘死，徹底隔絕了外界的光線和風雨時，鄭勤躍看著那些被遮蔽得嚴嚴實實的窗口，仿佛親手為自己的夢想，釘上了一層臨時的保護殼。
彆墅暫時“安全”了，但新的問題接踵而至。他不敢讓工人在白天施工。於是，一個荒誕而悲壯的施工方案誕生了。他花三倍於市價的薪資，讓工人們直接住進彆墅，每到夜深人靜時，才開始偷偷施工。鄭勤躍自己則成了後勤部長，每天負責采購食物和熱飲，定時送到工地。
他彆無選擇。這是唯一能最快完成裝修的方案，哪怕每一分錢，都像是在割他的肉。
而馬悅的牢籠，是那個她曾經無比熟悉，如今卻無比陌生的敞開式辦公室。
這裡沒有獨立的辦公室，隻有一個屬於她的、由一米多高的隔板圍起來的工位。桌上，一台電腦，一部電話，一個印著公司ogo的馬克杯，就是她的全部領地。
疫情之前，這裡對她而言，隻是一個偶爾需要回來報到的驛站。她擁有隨意進出老板辦公室的特權，甚至可以不用坐班，隻要月底能拿出漂亮的業績單。她的時間，都花在了各種高端峰會上，花在了與客戶推杯換盞的飯局裡，花在了維係她那張巨大而華麗的人情網絡上。那時的她，是翱翔於天際的鷹，自由而高傲。
而現在，她被折斷了翅膀，關進了這個籠子。
自從那次爭吵之後，老板的“寬容”變成了最嚴苛的束縛。她必須每天早上九點準時打卡，下午六點才能離開。她和其他人一樣，坐在工位上，機械地打著電話，做著最基礎的電銷工作。那些曾經被她視為“雜活”的事情，如今成了她工作的全部。
更讓她難以忍受的是環境。她身邊坐著的，全是一群二十出頭的年輕人。他們精力旺盛，討論著她聽不懂的網絡熱梗，分享著廉價的奶茶，為了幾百塊的提成而歡呼雀躍。他們看她的眼神，混雜著好奇、敬畏，還有一絲不易察覺的輕視——那個傳說中很厲害的“馬姐”，原來也和我們一樣，每天在這裡打電話。
馬悅感覺自己像一隻混進了雞窩裡的鳳凰，羽翼已經褪色，卻還殘留著高傲的姿態。她無法融入他們，也瞧不上他們。她戴著耳機，假裝在認真工作，隔絕著周圍的喧囂，但那種格格不入的孤獨感，卻像潮水一樣將她淹沒。
從九點到六點，整整九個小時，對她來說是一種漫長的煎熬。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消磨著她的耐心和尊嚴。她懷念的是自由，是被人仰望的感覺，而不是像現在這樣，被釘死在一方小小的工位上，與一群比自己小十幾、二十歲的年輕人一起，為了生存而掙紮。
就這樣，鄭勤躍和馬悅，這兩隻困獸，各自困在了自己的小天地裡，暫時都低了頭。
一個在黑夜裡，為一棟房子耗儘最後的積蓄和心血。
一個在白日裡，為一份工作磨平所有的棱角和驕傲。
他們生活在同一個屋簷下，卻像兩條永不相交的平行線，各自背負著沉重的枷鎖，在無邊的黑暗中，艱難地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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