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風波過後，文化館裡的氣氛變得有些微妙。
司齊憑借在講台上的沉著應對，無形中抬高了自己的地位，但同時也讓謝華與他之間的競爭從暗處擺到了明麵。
謝華變得更加沉默寡言，除了必要的工作交流，幾乎不與人多話，整日埋首書堆，伏案疾書。
誰都看得出來，他憋著一股勁，要拿出一篇足以證明自己、並且能壓倒司齊的“大作”。
司齊則相反，似乎並未太受這場爭論的影響。
他向二叔司向東申請了一次短期的下鄉采風，理由是“為下一部反映農村現實的小說積累素材”。
司向東現在對這個侄子幾乎是“有求必應”，隻要他肯寫、肯上進，什麼都好說，很快便批了條子，還特批了一筆小小的采風補助。
司齊要去的地方，是海鹽縣下轄的一個較為偏遠的公社。他此行的真實目的，確實是為了積累素材。
此次回來，他便有一種模糊的衝動。
這種衝動像社會的變革，像躁動的春風，像破土的新芽，它紮根在自己心裡，隻等破土抽芽，享受雨露，茁壯成長，開花結果。
這是最好的時代，一切都是那麼欣欣向榮、同時，也是文學最好的時代。
在這翻天覆地的巨變中，隻要有一雙發現的眼睛，能夠記錄下這滄桑變化的一角，隻需要記錄下這一角，或有幸成為經典，便可以慷慨去死了。
而如今的劇變，還有什麼比農村劇變更大呢？
1982年，中央文件明確肯定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並開始著力推動其在全國範圍內的普及。
過去快兩年了，該製度應該可以見到成效了。
他感覺到了這其中蘊含著某種更深層的東西，關於丟失，關於尋找，關於在時代變遷中普通人的定位與迷茫。
他需要到真正的鄉土中去感受、去捕捉那種氣息。
就在司齊背著簡單的行囊，蹬著自行車消失在鄉間土路上的第二天，文化館的平靜被再次打破。
這天下午，傳達室的王大爺照例分發信件。當他看到一封來自南京、信封上印著“《鐘山》編輯部”字樣的厚實信件時，眼睛頓時亮了。他記得很清楚，上次司齊收到《西湖》的來信也是這般模樣。
“謝華！謝華同誌！南京來的信！是《鐘山》編輯部的！”
王大爺的破鑼嗓子再次響徹小院。
這一聲呼喊，像在平靜的池塘裡又投下了一顆石子。
剛練完功回來的陸浙生正好聽見，愣了一下，隨即露出驚訝的神色：“《鐘山》？謝華投《鐘山》了？”
辦公室裡的人紛紛抬起頭，目光齊刷刷地投向正從座位上站起身的謝華。
謝華的臉上，瞬間掠過一絲難以置信的驚喜，但很快被他強壓下去，恢複了慣常的矜持和冷靜。
他推了推眼鏡，步伐穩健地走出去，從王大爺手中接過那封信。
手指觸碰到信封的厚度時，他的心還是忍不住猛跳了幾下。
他沒有像司齊那樣當場拆開，而是對王大爺道了聲謝，便拿著信快步走回了自己的座位，仿佛那是什麼需要慎重對待的機密文件。
眾人好奇的目光已經像聚光燈一樣打在他身上。
李大姐忍不住湊過來問：“謝華，是稿子錄用了嗎？”
謝華深吸一口氣，在眾人的注視下，用裁紙刀小心地劃開信封。
裡麵滑出的東西和司齊當時收到的幾乎一樣：一本嶄新的《鐘山》雜誌，一張稿費通知單，還有一封編輯的親筆信。他先飛快地掃了一眼稿費單，金額是一百二十元。
雖然遠不及司齊那四百多塊驚人，但在1984年，這已經是一筆相當可觀的收入，相當於他兩三個月的工資了。
他的嘴角微微翹起，眼角的喜意再也藏不住了。
接著，他展開那封信，仔細閱讀起來。
信是《鐘山》編輯部一位姓王的編輯寫的，字跡工整，語氣肯定：“謝華同誌：您好！大作《春汛》已拜讀。小說立足鄉土，刻畫了農村青年在改革春潮中的理想與彷徨，人物形象紮實，語言質樸，體現了深厚的現實主義功底，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經研究，決定留用，擬刊發於本刊第1期‘短篇小說’欄目。隨信寄上稿費及樣刊，望繼續賜稿！”
信的內容簡潔、務實，充滿了對一篇“合格”的現實主義作品的認可，但缺少了編輯給司齊信中那種“深感震動”、“潛力巨大”的激賞和對於藝術探索的特彆期許。
然而，這對於謝華來說，已經足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