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九十年代西北地區的一個小農村，在最早的記憶裡，她擠在一道道讓日頭曬塌了脊背的黃土梁子間，梁畔戳著些沒人住的窯洞黑窟窿，活似風乾千年的牙槽。
一條灰白的土路從下麵的世界爬上來，穿過村口幾棵滿是疤痕的白楊樹，給這裡的人們帶來生計，儘管這路硬得硌腳。
村裡已經有些紅磚房了，但更多的還是胡墼平房，而我家各占一間，紅磚房叫大房，胡墼房叫夥房，遠遠看去像草筋粘住的兩塊土。
據我媽說，她生我時正逢大冬，雪扯絮似的下，月子坐穿了整個三九四九，家裡大房那年才剛蓋好，爐子都沒有，房子裡冷得滲人，一覺睡醒滲得人頭皮疼。
我說，“那你不是在炕上坐著麼。”
“那時候家裡能把炕燒熱都不容易麼。”她吐了半片瓜子殼，“你爸天天就背著筐，可荒灘裡拾柴拾糞……日子哎，慢慢也就好咧……”
這些過去的不容易，她第一次吐給我時，我五歲。
那時正值入夏，她坐在大房炕沿，肚子裡懷著我妹妹，瓜子殼在唇齒間劈啪開裂，我倚著記憶裡從來便有的黑爐子，心不在焉地聽著，一隻手摳著鼻屎，一隻手不停地抽插煙筒下的風門，鐵片刮得爐膛直嗚咽。
我爸推開門進來，打斷了我們娘倆的話頭。
我媽拿起窗台上放著的拚音書，從書裡取出一張折痕很深的紙遞給他。
我爸接過展開，那紙隻有半張，上麵有用鉛筆寫的字。
“楊……楊書涵？”他不確定地問了一句。
“昂。”
得到我媽的回答後，他折好紙，從褲兜裡取出個舊錢包，小心翼翼地插進夾層，然後朝我下巴一揚，說了聲“走”，便出了門，我麻溜地跟上去。
院子裡停了一輛紅白色的雅馬哈摩托車，我認得那是發小他爸的，說起來這小子輩分還比我大，該叫他叔，但我從來沒叫過。
我爸騎摩托車捎著我，從那條灰白土路顛簸著出了村。
“爸，可哪搭？”我迎著風問了一句。
“你姨父家。”我爸回答道。
我沒再多問，小時候浪門子是僅次於過年吃肉的高興事了。
摩托車突突的吼了好長時間，我已經忘了具體有多久，隻記得自己坐在後麵，拽著我爸腰兩邊的衣服昏昏欲睡，屁股蛋子震得發麻。
在被一陣咣咣咣的拖拉機聲音吵醒後，我睜眼便立刻明白已經來到了頗為熱鬨的鄉上，而且還不是我們村的鄉，因為來來往往的人大多都戴著白帽子。
路是砂石路，左右是兩排磚房，還有不少鋪子，門前掛著用油漆手寫的招牌，有小賣部，有農機修理鋪，有賣臊子麵的麵館……偶爾還能聽見兩聲吆喝。
我爸騎著摩托車停在了一個鋪子前麵，他家牆上也掛著招牌，但字是所有招牌裡最工整的，隻不過我不認識，後來才知道，那是鄉派出所。
摩托車滅了火，我剛跳下來就看到姨父靠派出所牆根坐著，右腿弓起，左腿直挺挺抻在地上，旁邊還立著根拐杖。
見我們到了，他一把抓住拐杖，青筋在乾癟的手背上繃起，我爸催了我一句:“把你姨父扶一下。”
我連忙跑過去，姨父騰出一隻手，沉甸甸地按在我後脖頸，這才吃力地往起掙，等他站穩，我又給他拍乾淨褲子上的土。
派出所中午還沒開門，我爸和姨父聊了些地裡草啊，放水啊，玉米長勢等之類我不感興趣的話題，我就擺弄著姨父的拐杖打發時間。
所幸並沒有等太久，來了個挎著單肩布包的公安，看上去和我爸差不多年紀。
“叔，你咋來咧？”那公安衝我姨父問候了一句。
“給娃上個戶口。”姨父說著話手又搭在我脖頸上。
公安看了我和我爸一眼，歎了口氣，“哎，我滴叔呀……”他從挎包裡取出鑰匙開門，“走，進起說。”
進去後，我看著房間裡那幾張方方正正的桌子，還有上麵堆滿的書和材料，心裡怯怯地，不敢再調皮。
姨父和公安說著話，那公安一開始有些為難，在我姨父說了一句，“啊恰恰恰恰恰恰，你再不說咧，要似彆人我就不來咧，這我親外森。”
於是，公安妥協了，給我上了戶口，我也才終於明白，楊書涵原來是我的名字。
可我原本有名字的呀，不知道爸媽為啥又給我起個新名字呢？
出派出所後，我爸騎摩托車捎著我們倆來到了姨父家門口，他家住在更偏的山溝溝裡，連磚房都沒有，隻有兩間胡墼平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