臘月的長安，朔風凜冽，滴水成冰。然而，比這冬日嚴寒更讓朝堂百官心頭發緊的，是彌漫在太極殿內外那股無形的、關於宋國公蕭瑀即將“刑滿”複出的躁動與揣測。臘月十五，大朝。當身著紫袍、麵容清減但目光依舊銳利的蕭瑀，手持玉笏，步履沉穩地重新站回文官班首之時，無數道目光瞬間聚焦，殿內的空氣仿佛都凝滯了數息。皇帝李治端坐禦座，神色平靜地接受了蕭瑀的“謝罪”與“叩謝天恩”，溫言撫慰數句，便令其歸班。一切合乎禮製，波瀾不驚。然而，所有人都能感受到，一股曾被強行壓抑的勢力，正隨著這位老臣的回歸，重新開始盤踞、伸展，其陰影再次籠罩朝堂。
蕭瑀複出後的首次奏對，並未直接指向任何具體人事，而是出人意料地以“歲末天寒，憫念黎庶”為由，奏請朝廷加撥錢糧，於長安、洛陽等大邑增設施粥棚、庇寒所，並請求皇帝下詔減免關中部分遭雪災州縣來年春稅。言辭懇切，舉措務實，儼然一副痛改前非、憂國憂民的老臣風範，贏得了不少中立官員的頷首。然而，熟悉蕭瑀風格的人卻嗅到了其中的機鋒——這是在重新樹立威望，收攬人心，並為後續動作鋪墊。
果然，數日後的一次禦前小議，議題涉及明年開春的官員銓選與科舉諸事時，蕭瑀再次出列，這次他的目標明確了許多。
“……陛下，今歲秋闈已畢，明春省試、殿試在即。為國家掄才大典，關乎國運，不可不慎重。老臣近日翻閱今歲諸州貢舉名錄，又聞市井有言，深感近年科場風氣，似有偏頗之虞，長此以往，恐非社稷之福。”蕭瑀聲音不大，卻字字清晰，回蕩在安靜的偏殿內。
“哦？蕭卿有何見教？”李治目光微凝。科舉取士，乃國朝根本，亦是皇權抗衡門閥、選拔寒俊的重要工具，曆來敏感。
“陛下明鑒。”蕭瑀拱手道，“其一，重辭章而輕經義。今之進士科，詩賦為要，乃至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之說。士子競相鑽研雕蟲之技，堆砌辭藻，於聖賢微言大義、經世治國之實學，反不甚究心。長此以往，所選之士，或有文采風流，然臨民決事，恐乏乾才。此一偏也。”
“其二，尚機巧而略德行。”蕭瑀繼續道，目光似無意間掃過侍立一旁的李瑾（因其兼將作監少監丞，今日亦在列以備谘詢匠作之事），“近來有聞，某些新進之士，或以奇技雜學邀名，或與商賈之流過從甚密，雖得幸進，然其行止頗滋物議。科舉取士，首重德行，次及才學。若開此僥幸之門，恐使士子不務正業，專營左道，有傷風化，亦損掄才之公。此二偏也。”
“其三，”蕭瑀語速放緩，卻更顯沉重，“寒門進身愈艱，請托奔競之風未息。雖陛下屢下明詔，嚴禁行卷、通榜，然積弊已久。膏粱子弟，依仗門蔭祖澤，交遊廣闊，其卷易達天聽；寒素之士，縱有實學，若無奧援，名卷或沉下僚。此於朝廷廣攬英才、以示至公之旨，恐有未合。”
蕭瑀這番話，可謂老辣至極。他並未直接攻擊李瑾或“周氏工坊”，而是從“科舉風氣”這個大義名分入手，指出的問題也並非完全虛妄——唐代科舉，尤其進士科，確存在重詩賦、請托盛行等弊端。然而，他將“奇技雜學”、“與商賈過從”暗指為“左道”、“僥幸”，又將“寒門進身難”的矛頭隱隱指向了現有既得利益集團（包括他自己所屬的階層），實則是一石數鳥：既敲打了李瑾這類憑借“非正統”方式崛起的新貴，又展現了自身“心係寒門”、“關注實學”的“公正”形象，還為可能的政策調整埋下伏筆——任何調整，最終解釋權和執行權，依然會落回他們這些熟悉規則的老臣手中。
殿內一時沉寂。於誌寧眉頭微皺，顯然聽出了弦外之音。幾位宰相、尚書皆垂眸不語。李治的手指在禦案上輕輕敲擊，若有所思。他自然明白蕭瑀的意圖，但也承認其所言不無道理。科舉乃國之公器，其弊病他也時有耳聞。
“蕭卿所言，確為可慮。”李治緩緩道，“掄才大典，自當以得人為要。然積弊非一日，革除亦需得法。諸卿可有良策？”
於誌寧出列道：“陛下，蕭相所言詩賦、經義之辯，古已有之。進士科詩賦取士，亦是為選文采俊彥，充任文學侍從、清要之職。經義之學，有明經諸科取士。各有所重，本無不可。然若士子一味追逐浮華，忽略根本，自當申飭學官，加以引導。至於請托奔競，陛下屢下嚴旨，禦史台、禮部亦當加強糾察。唯寒門進身之難……”他頓了頓，這涉及更深層的利益格局，非一時可解。
幾位大臣也陸續發言，多是在“申飭學官”、“加強監察”、“強調德行”等老生常談上打轉，並未觸及核心。
就在議論將要不痛不癢地結束時，一個清朗的聲音響起：“陛下，臣有芻蕘之見，冒死進言。”
眾人望去，卻是自入殿後一直沉默的李瑾。隻見他出列躬身，神色平靜。
蕭瑀眼中閃過一絲不易察覺的冷意。於誌寧則投來略帶擔憂的目光。
“李卿但講無妨。”李治道。
“謝陛下。”李瑾直起身，目光坦然，“蕭相洞見時弊，所言科舉三偏，臣深以為然。然臣以為，病根不在‘詩賦’、‘經義’孰輕孰重，亦非僅‘申飭’、‘監察’可解。症結在於，現今科舉取士之‘標’，與朝廷需才之‘的’，有所偏離；選才之‘途’，過於單一；衡才之‘尺’，失之僵化。”
此言一出，眾人皆是一愣。這“標”、“的”、“途”、“尺”之說，頗為新穎。
“哦？詳細說來。”李治身體微微前傾。
“陛下，朝廷設科取士，所求為何？非為取能詩善賦之文人，亦非僅取皓首窮經之博士，所求者，乃能佐天子、理萬民、安社稷、興百業之實才。”李瑾聲音清晰，不疾不徐，“然觀今日進士科，以詩賦定高下，固然可考其文思才情，然於其是否通曉吏治、明達經濟、知曉兵略、乃至明察物理（指自然規律、手工技藝之理），則難以儘考。明經科固重經義，然若隻知尋章摘句、訓詁考據，於經義中治國安邦之精髓，能否領悟運用，亦是未知。此乃‘標’（考試內容）與‘的’（所需人才）之偏離一也。”
“再者，”李瑾繼續道，“天下才具，各有不同。有長於文章者，有精於吏乾者，有通曉律法者，有深諳農桑水利者，乃至有明於器械營造、醫藥算術者。今以進士、明經等少數科目，欲囊括天下英才，猶如以數張網，欲儘捕江河湖海之所有魚蝦，必有遺珠。此乃選才之‘途’過於單一也。”
“其三，一次考試，數篇詩文，便定終身。其間雖有複試、殿試，然時間短促，難以深察其品行、見識、應變之能。更兼請托、行卷之風，使一次考試之結果，易受場外因素乾擾。此乃衡才之‘尺’失之僵化，且易為人所乘也。”
李瑾的分析，層層遞進，直指科舉製度本身的結構性缺陷，而非僅僅批判風氣。這讓包括蕭瑀在內的許多大臣，都陷入了沉思。他們習慣了在現有框架內修修補補，卻少有人如此係統地審視製度本身。
“依你之見，當如何改製？”李治追問，眼中興趣更濃。
“臣愚見，改製非為推翻舊製，而在補偏救弊、增途擴容、活尺選才。”李瑾早有腹稿，從容道來，“可試行三策，相輔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