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君。”太常卿將李衍召至值房，客氣中帶著無奈：“太後有旨，編撰治世要典。此事關乎朝廷體麵，更是太後重視之新政。署中諸公，或年高，或……學識專精一麵。君博通古今，尤擅梳理考據，且正值盛年。本官意欲將此編撰主理之責，托付於君，另配屬幾位博士、書吏協助。不知君意下如何？”
李衍心中一動。
這無疑是個燙手山芋。編撰內容必須符合呂後的心意，不能有任何不合時宜的言論，否則便是大禍。
但另一方麵，這又是一個絕佳的保護傘和操作平台。
在“整理曆代善政禮儀”的大旗下，他可以名正言順地接觸、整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引導”某些思想的呈現。
如果操作得當，或許能將一些積極的、有利於民生的理念，包裹在古已有之的外殼下，編入這部《治世要典》，借官方渠道流傳下去。
風險與機遇並存。
“下官才疏學淺，恐難當此重任。”
李衍先謙辭一番，見太常卿確實有意委派，便順勢應承下來：“然既然上官信重，太後有命，衍敢不儘力？隻是茲事體大，編撰方針、內容取舍，需謹遵太後聖意與朝廷法度，衍懇請上官時時指點，凡有疑義，必先請示，絕不敢專擅。”
這番話既接了任務，又提前把請示彙報的規矩擺明，將最終的責任和風險與太常卿乃至更高層捆綁，為自己留下了轉圜餘地。
太常卿見他如此“懂事”，也鬆了口氣，連連點頭應允。
於是，李衍的書房裡，又堆起了新的竹簡山。
他開始係統梳理從三代到秦漢的各類典籍、政論、法令、禮儀規範。
他製定的編撰原則非常正確，以“安民為本、禮法並用、賞罰分明、勸課農桑”為核心框架，大量引用儒家、法家、黃老道家經典中有利於鞏固統治、穩定社會、發展生產的內容，刻意淡化或回避那些可能觸及敏感權力分配或帶有強烈批判色彩的激烈言論。
但在具體內容的篩選和編排上，他悄悄動了心思。
他格外重視收錄那些關於興修水利、改進農具、推廣良種、儲糧備荒、救治疫病、保護耕牛、減輕徭役的具體政策和曆史事例。
在禮的部分，他不僅收錄了維護等級秩序的禮儀，也強調了鄉飲酒禮、婚喪嫁娶等民間禮儀對於敦睦鄉裡、穩定基層的作用。
在“法”的部分，他既強調法律的威嚴，也收錄了一些關於審慎刑獄、防止冤濫的曆史故事和論述。
他還特意設立了一個技藝篇，收錄了曆代被認為有利於國計民生的“巧思”和良法，從大禹治水的疏導之策，到秦國鄭國渠的修建，再到一些簡單機械的應用原理，甚至包括他考據出來的、關於如何更有效冶煉金屬、燒製磚瓦的古法改進。
當然，這些內容都被包裝成聖人製器利民、百工之事，亦關乎國運的正麵表述，絕不會顯得突兀。
編撰過程中，他定期將整理出的目錄和部分樣稿呈送太常卿審閱，太常卿往往隻看大標題和核心觀點，見其內容純正，符合修文偃武、教化天下的主旨，便蓋章放行，偶爾還會誇讚幾句長安君用心了。
至於更深層的編排意圖和那些實用性內容的潛在價值，恐怕這位老官僚並無暇細究，也未必能完全領會。
這項工作耗費了李衍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但他樂在其中。
這讓他感到自己並非全然被動地埋藏，而是在以一種極其隱蔽、卻可能影響深遠的方式，繼續播種。
這部將來可能以官方名義頒行天下的治世要典，或許會成為一顆包裹著諸多文明進步種子的琥珀，在未來的某個時刻，被有心人發現並激活。
時間在編撰竹簡的沙沙聲和朝堂的暗流湧動中悄然流逝。
漢惠帝在位七年，始終生活在母親呂雉的陰影下，鬱鬱而終。
呂後立少帝，臨朝稱製，權勢達到頂峰，對劉氏和功臣的打壓也更為露骨。
呂氏子弟封王者多達數人，徹底違背了劉邦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的白馬之盟，矛盾已到爆發的邊緣。
長安的空氣緊張得仿佛能擰出水來。
李衍的治世要典編撰已近尾聲，但他更加謹慎，幾乎足不出戶，連靈台的工作也以編務繁忙為由去得少了。
他通過李昱的渠道，知道外麵的世界已是山雨欲來，齊王劉襄率先起兵討呂，雖被周勃、灌嬰等老將率軍擋住，但反抗的烽火已燃，代王劉恒、淮南王劉長等亦在暗中聯絡，蠢蠢欲動，朝中，陳平、周勃等老臣與呂氏一黨的明爭暗鬥已趨於白熱化。
終於，在高後八年七月，呂雉病重。
這位統治大漢朝十五年的鐵腕女主，也走到了生命的儘頭。
她臨終前，將南北軍兵權交予呂產、呂祿，並安排後事，試圖確保呂氏家族在她死後仍能掌控大局。
然而，她剛剛咽氣，壓抑了太久的反抗力量便如同火山般爆發了。
在陳平、周勃的周密策劃和裡應外合下，長安城內迅速發生了一場驚心動魄的政變。
周勃詐得符節，闖入北軍大營，振臂高呼：“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北軍將士皆左袒，瞬間倒戈。
呂產、呂祿等呂氏核心人物被迅速捕殺，呂氏家族被連根拔起，無論老幼，誅殺殆儘。史稱“諸呂之亂”。
這場血腥而高效的清洗，發生在短短數日之內。
長安城再次籠罩在恐怖之中，但這一次，恐怖的對象換了人。
李衍在府中，緊閉大門，聽著外麵隱約傳來的喊殺聲、馬蹄聲，以及隨後宣布戒嚴、搜捕呂黨餘孽的喧囂。
他麵色平靜，隻是吩咐府中所有人不得外出，靜觀其變。
他知道，決定未來天下歸屬的最後一刻，到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