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三十年（1941年）正月十六，雪還在下。
王澤喜站在店子上那堵高牆的瞭望口，看著山下。日本人剛過完年，又開始掃蕩了。這次規模不大，一個小隊，五十多人，沿著漢水邊的小路，往西走。
“四哥，打不打？”陳小狗蹲在旁邊，手裡端著杆老套筒。
“不打。”澤喜說，“五十個人，硬拚咱們不占便宜。讓他們過去，等晚上再動手。”
“可他們是去李家集掃蕩的，李家集有咱們的親戚……”
“我知道。”澤喜打斷他，“可打仗不是賭氣。五十個人，咱們這三十幾條槍，硬打要死人。不值得。”
陳小狗不說話了。他知道四哥說得對，可心裡堵得慌。這四年，日本人掃蕩，他們就躲。日本人走了，他們再出來。像老鼠，躲躲藏藏，憋屈。
澤喜心裡也憋屈。可他得忍著。他是這支保鄉隊的頭，他得為這三十幾個兄弟的命負責。
保鄉隊現在有三十五人，槍二十八條，子彈平均每人不到十發。這還是在日本人那兒偷的，搶的，撿的。打一仗，少一點。補充不上來，隻能省著用。
“四哥，”陳小狗又說，“我聽說，東邊有支隊伍，叫八路軍，專門打日本人。人不少，槍也好。咱們要不要……”
“不要。”澤喜打斷他，“什麼八路軍、新四軍，都是共產黨。國民黨剿了多少年都沒剿乾淨，現在又冒出來了。這些人，比日本人還麻煩。日本人打跑了就走了，他們要是來了，就不走了。店子是咱們的，不能讓外人占了。”
“可他們說打日本人……”
“打日本人咱們自己會打，用不著他們。”澤喜轉身下牆，“讓弟兄們準備，晚上去李家集看看。能救就救，不能救……就算了。”
“是。”
夜裡，澤喜帶著十個人，摸到李家集。
日本人已經走了，留下滿村狼藉。房子燒了，糧食搶了，人殺了十幾個，吊在村口的槐樹上。屍體在寒風裡晃蕩，像臘肉。
澤喜看著，眼睛紅了。他認得其中一具，是李家集的族長，李老爺子。去年春天，還給他送過一袋紅薯，說感謝他保鄉隊護著這一方平安。
現在，人沒了。
“四哥……”陳小狗聲音發顫。
“埋了。”澤喜咬著牙。
十個人，把屍體解下來，挖坑埋了。沒有棺材，沒有墓碑，隻有十三座新墳。
澤喜跪在墳前，磕了三個頭。
“李老爺子，各位鄉親，走好。你們的仇，我記著。早晚有一天，我要日本人血債血償。”
可怎麼償？他手裡這三十幾個人，二十八條槍，怎麼跟日本人鬥？
他想起白天陳小狗的話。八路軍，打日本人……
不，不能想。那是共產黨，是外人。王家的規矩，是守家，是保鄉。外人，信不過。
回到店子上，天快亮了。
澤喜沒睡，一個人在院裡磨刀。刀是他從日本人那兒繳獲的軍刀，刀身有血槽，刀刃鋒利。他磨得很慢，很仔細，像在砌牆，一板一眼。
“四叔。”
澤喜回頭，是長安。這孩子今年二十四了，跟他爹一樣憨厚，可眼神裡有股勁兒，是那種“想做事”的勁兒。
“咋不睡？”
“睡不著。”長安蹲下，看著他磨刀，“四叔，我想跟您說個事。”
“說。”
“我聽說，縣城保安團在招人，修工事，一天給一塊大洋，管飯。我想去。”
澤喜手裡的刀停了。他抬頭看著長安：“你爹知道麼？”
“知道。我爹說，讓我問您。”
澤喜沉默了一會兒。長安是澤福的大兒子，是他看著長大的。這孩子老實，肯乾，是塊過日子的料。可去保安團，那是給國民黨當差。劉德貴是什麼人，他太清楚了。貪財，怕死，對日本人點頭哈腰，對老百姓作威作福。
“長安，”他說，“保安團，不是什麼好地方。劉德貴，不是什麼好人。你去，是往火坑裡跳。”
“可一天一塊大洋……”長安說，“四叔，您看咱們家，糧食快沒了，弟弟妹妹們餓得直哭。我去掙點錢，買點糧食，讓家裡人吃頓飽飯。”
澤喜不說話了。是啊，糧食。這是最要命的。去年大旱，地裡沒收成。日本人三天兩頭來搶，家裡那點存糧，見底了。再不想辦法，真要餓死人了。
“行，”他終於說，“你去。但記住，掙了錢就回來，彆摻和保安團的事。劉德貴讓你乾什麼，能推就推，能躲就躲。實在推不掉，就裝傻。你憨，他會信。”
“我記住了，四叔。”
“還有，”澤喜看著他，“槍，彆碰。上次的教訓，記著。”
長安臉紅了，低下頭：“我記著。”
第二天，長安去了縣城保安團。
劉德貴見了他，笑了：“王長安？王澤喜是你什麼人？”
“是我四叔。”
“哦，王隊長的侄子。”劉德貴打量著他，“會乾什麼？”
“會砌牆。”
“砌牆？行，去工地上吧。一天一塊大洋，管兩頓飯。好好乾，乾好了，我給你個班長當當。”
“謝劉團長。”
長安去了工地。工地在城東，修碉堡。保安團的兵監督，老百姓乾活。挖地基，搬磚，和灰，砌牆。長安從小跟著四叔學手藝，活乾得好，又快又結實。工頭喜歡他，讓他當了小工頭，管十幾個人。
一天一塊大洋，他舍不得花，攢著。乾了十天，攢了十塊大洋。他去買了五十斤苞米，二十斤白麵，托人捎回店子上。
糧食捎回去那天，秀英哭了。長安娘也哭了。孩子們有了吃的，笑得像花。
澤喜看著那些糧食，心裡五味雜陳。他王澤喜，保鄉隊隊長，打了四年日本人，沒讓家裡人吃上一頓飽飯。長安去給國民黨乾了十天活，就讓家裡人吃上了白麵。
這世道，真他娘的操蛋。
三月，日本人又來了。
這次不是掃蕩，是征糧。說是“皇軍征糧，天經地義”。店子上剛收的春糧，要征走一半。
鄉親們不乾，攔著糧車。日本人開槍，打死了兩個人。
澤喜帶著保鄉隊趕去時，日本人已經裝好糧車，準備走了。他站在路中間，攔著。
“太君，”他臉上帶笑，可手按在腰裡的槍上，“這糧食，是鄉親們的命。您征走了，這個春天，得餓死人。”
帶隊的日本軍官，是個少尉，會說中國話：“八嘎！皇軍征糧，是大東亞共榮的需要！你的，讓開！”
“太君，行行好，少征點……”
“讓開！”
日本兵端起槍。保鄉隊的人也端起槍。眼看要流血，澤喜咬了咬牙，揮手。
“讓開。”
保鄉隊讓開一條路。日本人的糧車，大搖大擺地走了。
鄉親們看著澤喜，眼神裡有怨，有恨。那眼神，像刀子，剜在澤喜心上。
“四哥，”陳小狗聲音發顫，“咱們……”
“回去。”澤喜轉身，走了。
步子很沉，像灌了鉛。
夜裡，澤喜一個人坐在院裡，看著天。
天上有星星，一顆一顆，亮得晃眼。像那些死在日本人手裡的鄉親的眼睛，看著他，問他：為什麼？為什麼不打？為什麼讓日本人把糧食搶走？
他沒法回答。因為他打不過。三十幾個人，二十八條槍，怎麼跟日本人打？打，是送死。不打，是等死。
橫豎都是死。
“四叔。”
澤喜回頭，是長安。他從縣城回來了，背著個布袋子。
“長安？你怎麼回來了？”
“我聽說日本人來征糧，打死人了，就回來了。”長安把布袋子放下，“四叔，這是我掙的錢，買了點糧食，您分給鄉親們。”
澤喜看著那個布袋子，鼓鼓囊囊的，裝的應該是苞米，或者紅薯。
“長安，”他說，“你在保安團，乾得怎麼樣？”
“還行。劉團長讓我當了個班長，管二十個人。”長安說，“就是……就是他們老讓我乾壞事。”
“什麼壞事？”
“去老百姓家裡收稅，抓壯丁，還……還打人。”長安低下頭，“我不乾，劉團長就罵我，說我不識抬舉。可我……我下不去手。那些老百姓，跟咱們一樣，都是種地的，都是老實人。”
澤喜看著他，看了很久。這個侄子，憨，可心善。心善的人，在亂世裡，是活不長的。
“長安，”他說，“你回來吧，彆在保安團乾了。”
“可家裡……”
“家裡有我。”澤喜說，“我王澤喜，就是去偷，去搶，也要讓家裡人，讓鄉親們，吃上飯。”
“四叔……”
“回來。”澤喜很堅決，“明天就去辭了。”
“是。”
第二天，長安去保安團辭工。
劉德貴聽說他要走，笑了：“王長安，你當我這兒是客棧？想來就來，想走就走？”
“劉團長，我家裡有事……”
“什麼事？說來聽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