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藤走到另一櫃前，標簽是“西洋來華傳教士文獻輯錄”。他快速翻閱，發現了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人與明朝官員往來的書信、翻譯手稿、以及他們向歐洲寄送報告的抄本。其中一份，是湯若望用拉丁文寫的密信草稿，內容涉及“中國冶煉術之秘，可改良歐陸鑄炮工藝”。
“果然……”內藤低聲自語，“傳教士不僅是來傳教的，更是來‘采蜜’的。”
他將這冊文獻單獨放入隨身皮包。接著又發現了更驚人的東西：一套裝幀精美的《坤輿萬國全圖》彩繪摹本，尺寸比常見版本大得多，而且邊緣有許多中文批注，標注著“鄭和船隊曾至此處”、“此島有淡水，可泊大船”等字樣。
批注的筆跡，與翰林院收藏的明代官員奏折筆跡相似。內藤判斷，這很可能是明代宮廷使用的“工作版”地圖，而非利瑪竇刻印的流通版。
“把所有地圖、海圖、星圖單獨裝箱！”他下令。
搬運持續了整整一天。到傍晚時，翰林院地下書庫約三分之一的核心文獻被裝進了二十七個大木箱。內藤親自監督封箱，並在箱體上用日文和中文標注：“帝國陸軍暫管，學術研究之用。”
他知道這是搶劫。但他用“保護文化遺產免遭戰火破壞”來說服自己——至少，比讓這些典籍被燒掉或賣到歐洲古董商手裡強。
當然，運回日本後，這些文獻大部分不會公開展示，而是進入帝國圖書館、東洋文庫或私人收藏家的密室，成為日本漢學家獨家研究的“秘藏”。通過研究這些原始文獻，日本可以構建起比中國人自己更“權威”的中國曆史闡釋權。
這是一種更深層次的征服：不僅占領土地，還要占領對這個文明的話語權。
夜幕降臨時，木箱被裝上軍用卡車。內藤站在車旁，最後看了一眼暮色中的翰林院。殘破的建築在夕陽下像一具被掏空的巨獸骨架。
他忽然想起中國的一句古詩：“國破山河在”。
但此刻他想的是：山河或許還在，但記憶被抽走了。
這些裝滿木箱的紙張，就是被抽走的記憶。
卡車發動，駛入北京的暮色與硝煙之中。
那些紙張將在海上漂泊，抵達另一個島國，進入另一個文明的敘事體係，被重新分類、解讀、消化，成為“東洋學”的養料。
而留在原地的，隻有空蕩蕩的書庫，和更多散落在地上、即將化為塵土或引火紙的殘卷。
文明的血，就這樣在紙張的轉移中，悄然流失。
【現代線】
上午九點，吳老書房。
沈教授用吳老提供的《毛詩正義》頁碼索引，成功解密了“啟明”傳來的加密文件。清單以Excel表格形式呈現，列標題包括：
劫掠時間|劫掠部隊/機構|劫掠地點|文獻類型/名稱|數量（冊/卷）|目前疑似存放地點|證據來源備注
清單長度令人窒息——整整四百二十七行，時間跨度從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到1945年日本戰敗。
沈教授快速滑動屏幕：“看這裡，1900年，日本陸軍第五師團，劫掠地點北京翰林院，文獻包括《永樂大典》殘卷、明代兵部檔案、傳教士文獻等，數量‘約三千冊’，目前存放地點‘日本宮內廳書陵部、東洋文庫’。”
林薇指著另一行：“1937年，南京……日本‘學術調查班’，劫掠地點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天哪，連《清實錄》底稿、殷墟甲骨文拓片、宋代地方誌孤本都被打包運走了。”
陳思源注意到更晚近的記錄：“1942年，日本‘滿鐵調查部’，在東北係統搜集和購買（實為強迫低價收購）民間家譜、地方誌、工商檔案，數量‘逾十萬件’，目前存放‘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日據時期移交）’？等等，怎麼還有韓國？”
“日據時期，朝鮮半島的文獻機構也被日本控製，許多從中國掠奪的文獻被轉運到漢城（今首爾）‘統一保管’。”吳老解釋道，“戰後有些被歸還，但大量仍滯留韓國，成為韓日曆史爭議的焦點之一。”
沈教授繼續往下看，臉色越來越沉：“不止文獻。還有實物——天文儀器、測繪工具、古地圖原稿……看這行：1938年，日本‘北支那方麵軍特務部’，從山東某清代藏書樓劫掠《康熙皇輿全覽圖》銅版原版一套三十六塊，以及配套的測繪手稿。目前存放‘日本國會圖書館地圖部’。”
“《康熙皇輿全覽圖》……”陳思源記得，“那是清代最精確的全國地圖，由傳教士協助測繪，使用了當時最先進的三角測量法。銅版原版的價值……”
“不亞於《永樂大典》。”沈教授沉聲道，“而且，如果結合我們之前發現的《四海總圖》，對比清代測繪技術與中國傳統製圖技術的差異與斷裂，會有更多發現。”
林薇突然說：“你們看最後幾行備注。”
滾動到最後，有幾行紅色字體的備注：
“據海外學者透露：日本戰敗前夕，曾有計劃銷毀部分敏感掠奪文獻（特彆是涉及中國邊疆史地、海洋權益、資源分布者），但因投降突然未完全執行。部分文獻被秘密轉移至私人收藏或第三國（如菲律賓、巴西）日裔社團保管。
另：美國戰略情報局（OSS，CIA前身）在戰後接收了部分日本掠奪文獻，特彆是科技和軍事相關部分，目前存放於美國國會圖書館、哈佛燕京學社等機構‘特殊館藏部’，訪問受限。”
房間裡一片死寂。
吳老緩緩開口：“這份清單，印證了我們很多猜測。文化掠奪不是偶然的、零星的，而是係統性的、有組織的戰爭行為的一部分。目的不僅是財富，更是知識，是記憶，是這個文明認識自己、定義自己的工具。”
“那我們現在……”陳思源問。
“兩線並進。”沈教授果斷道，“第一，立刻組織團隊，對清單內容進行核實和補充，尤其是尋找國內可能殘存的對應檔案記錄、目擊者證言、以及海外愛國學者能提供的進一步證據。第二，將這份清單與我們已經掌握的文獻斷層證據、技術流失證據結合起來，形成一個完整的‘文明記憶流失報告’。”
“那‘啟明’的休眠聲明……”林薇看向電腦。
“按計劃發布。”吳老說，“但在休眠前，我們要協助她製作最後一期視頻——就以這份清單為切入點，但不說透，隻拋出問題：為什麼我們對自身曆史的認知存在那麼多空白？為什麼許多關鍵文獻要去海外尋找？誰拿走了我們的記憶？”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著院子裡蕭瑟的秋色：“‘啟明’的賬號可能會休眠，但問題一旦拋出，就會在人們心裡生根。隻要問題還在，尋找答案的人就不會停。”
陳思源想起“啟明”簽名的那句話：記憶是唯一的抵抗。
是的，抵抗遺忘。
抵抗被抹去。
抵抗被定義。
那些被裝進木箱、漂洋過海的紙張，在異國的圖書館裡沉默了百年。
但現在，有人開始呼喚它們的名字。
有人開始清點，到底丟失了什麼。
有人開始問：什麼時候，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