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推進線】
2026年初冬，北京郊外，某處改造後的舊廠房。
這裡表麵上是一家從事古籍數字化的小型文化公司，內部卻彆有洞天。會議室窗戶經過特殊處理，從外麵看隻是一片磨砂玻璃，內部則能清晰看到院牆外的動靜。入口需要兩道門禁，空氣循環係統發出低沉的嗡鳴，掩蓋了談話聲。
“求真論壇”的第一次線下秘密會議，正在這裡舉行。
與會者隻有七個人：陳思源、林薇、故宮的吳老、從南京趕來的明史專家沈教授、一位沉默寡言的材料學工程師鄭工、一位在網絡安全公司擔任高管的雷總，以及作為“安全保障顧問”列席的趙海川。
會議室中央的長桌上，攤開著幾份複印文件和一台高分辨率的便攜顯示器。
沈教授今年六十五歲，頭發花白但精神矍鑠。他是研究中西科技交流史的權威，近十年卻因質疑“西學東漸”的單向敘事而逐漸被主流學界邊緣化。此刻，他正小心翼翼地操作著顯示器，調出一組圖像。
“各位，在展示這些之前，我必須說明來源。”沈教授聲音不高，但每個字都很清晰，“這些圖像，來自我在歐洲一大學任教的一位學生——他冒著極大風險，在梵蒂岡宗座檔案館的‘未編目臨時倉庫’裡，用微型相機拍攝的。那裡堆滿了十九、二十世紀傳教士和外交官寄回的各種‘雜項物品’，管理混亂，才有機會接觸到。”
顯示器亮起。第一張照片是一幅泛黃的圖紙，明顯是手工繪製。畫麵主體是一門結構複雜的火炮剖麵圖，標注線密密麻麻，但文字……
“拉丁文注釋。”鄭工湊近屏幕，扶了扶眼鏡，“但這炮身的結構——看這個子銃嵌套方式、這個藥室的弧形過渡，典型的明代佛朗機後期改良型。歐洲同期火炮不是這種設計邏輯。”
“繼續看。”沈教授切換圖片。
第二張圖紙是一艘帆船的龍骨和肋骨結構圖。線條精準，比例協調。圖旁有大段拉丁文說明，但圖紙角落，有一行幾乎被磨損殆儘的小字豎排注釋，隻能勉強認出“福船……隔艙……水密……”等幾個漢字。
“福船！”吳老激動地站起來，指著屏幕，“這是福建沿海的船型！這肋骨間距、這隔艙板的厚度比例，和我在泉州看到的明代海船遺骸複原圖幾乎一致！但為什麼會有拉丁文標注？”
沈教授沒有回答，切換到第三張，也是最後一張關鍵圖像。
這是一頁手稿。左側是拉丁文書寫的大段文字，右側卻粘貼著一小塊明顯來自中國古籍的殘頁。殘頁上是工筆繪製的“火箭溜”（一種明代多管火箭發射架）圖樣，並有漢字標注：“一次可發矢十二，百步貫革。”
“關鍵是這裡。”沈教授放大殘頁邊緣。
在殘頁與拉丁文手稿的粘貼處，有一行極小的拉丁文批注，經過沈教授學生的艱難辨認和翻譯，大意是：
“此頁來自中國官員徐某（注：可能指徐光啟）編纂的火器手冊，原件已被毀。茲將圖樣留存，其設計精巧，可資參考。需注意其火藥配比與我等所用不同，硫磺比例較低，似更安全。”
會議室裡一片寂靜。
隻有空氣循環係統的嗡鳴聲。
“原件已被毀……”陳思源喃喃重複這句話，感到一股寒意爬上脊背。
“還不止。”沈教授操作設備，調出另一份文件，“這是我學生同步傳回的一份清單照片，拍攝自同一批檔案中一個不起眼的賬冊。上麵記錄了1840年至1860年間，某英國‘漢學家’通過中國代理人，在江南、安徽等地收購‘廢舊書籍、圖紙、匠人手記’的明細。你們看這一條——”
他指向屏幕上一行模糊的英文手寫體，下方有沈教授手寫的翻譯：
“1858年11月，於寧波購得前明兵仗局匠戶後人私藏‘火器營造法式’圖冊一套，計四十七頁，付銀圓十五枚。其中‘迅雷銃’連發機括圖樣甚佳，已單獨謄錄寄回皇家學會。”
“十五枚銀圓……”林薇的聲音帶著壓抑的憤怒，“四十七頁凝聚了幾代匠人心血的技術圖紙，就值十五個銀圓？”
“在當時，這可能是那戶匠人全家一年的口糧。”吳老的聲音蒼涼，“清晚期，民生凋敝，多少這樣的家傳技藝，被當作廢紙換米下鍋。而買主轉手送到歐洲，就成了他們‘研究東方技術’的珍貴資料，甚至可能被改頭換麵，變成他們的‘發明’。”
鄭工指著最早那張火炮的圖紙：“沈教授，這些拉丁文注釋的技術術語，和同期歐洲自己的火炮設計文獻相比，是直接音譯？還是重新創造的詞彙？”
“問得好。”沈教授調出對比圖，“我做了初步比對。圖中關鍵部件名稱，比如這個‘子銃’（subcannon），這個‘藥室’（powder&nber），在拉丁文注釋中使用的詞彙，與同期歐洲火炮術語體係並不完全一致，更像是……描述性翻譯，甚至帶有誤解。比如他們將‘子銃’理解為‘較小的炮’，但完全沒抓住其快速更換、實現連續發射的核心設計理念。這說明什麼？”
“說明他們拿到了圖，但未必完全理解其背後的技術原理和設計哲學。”雷總接口道，他一直在快速記錄，“就像得到了一個高級算法的代碼片段，卻看不懂注釋，隻能機械模仿。”
“更可能的是，”趙海川沉聲道，“他們不需要完全理解。他們隻需要知道這個東西能造出來，並且威力比他們的強。然後，或者模仿，或者從中獲取靈感，改良他們自己的技術。在這個過程中，技術的源頭被有意無意地模糊、改名、乃至據為己有。”
陳思源想起“啟明”視頻裡的一句話：“知識的流動從來不是單向的。但話語權的強弱，決定了流動的方向被如何敘述。”
沈教授關掉顯示器，環視眾人：“同誌們，這些圖像和資料，隻是冰山一角。但它們指向一個殘酷的事實：自明末清初以來，尤其是近代，華夏大量的科技典籍、工藝圖紙、匠人手記，通過戰爭掠奪、不平等貿易、乃至欺騙性收購，被係統性轉移到了西方。這些知識，成為了西方工業革命和科技崛起的部分養料。而與此同時，我們自己的傳承卻中斷了。”
他頓了頓，聲音有些沙啞：“我在歐洲訪學多年，親眼見過他們的圖書館、博物館裡，那些被精心保存、卻很少對外展示的中文科技文獻。它們被分類在‘東方珍本’、‘傳教士文獻’、甚至‘神秘學手稿’的條目下，研究者寥寥。很多西方學者，寧願去研究那些真假難辨的‘古希臘’手稿，也不願正視這些近在眼前、來自一個真正持續數千年的文明的技術記錄。為什麼？因為承認這些，會動搖他們構建的‘西方自古領先、啟蒙世界’的敘事根基。”
會議室再次陷入沉默。
窗外，冬日的陽光斜斜照進，在會議桌上投下窗格的影子。
那些來自百年前的圖紙影像，仿佛在光中浮動，訴說著被割裂、被篡改、被遺忘的故事。
“沈教授，”陳思源打破沉默，“您認為，我們接下來該怎麼做？”
“兩條腿走路。”沈教授伸出兩根手指，“第一，繼續深入挖掘國內可能留存的一切線索。吳老提到故宮地庫可能有未整理檔案，這是一條線。民間可能還有散落的殘頁、族譜中的技術記載、地方誌裡的隻言片語。我們要像考古一樣，耐心拚接。”
“第二，”他看向趙海川，“通過一切可能的官方和民間渠道，向海外征集、交換、乃至要求歸還這些文獻的高清數字化副本。我們可以提出學術合作，共享研究成果。如果對方以‘保護知識產權’或‘文物保管權’為由拒絕，我們就用我們掌握的碎片證據，一點一點拚湊出它們流失的路徑和非法性，在國際學術界和輿論場製造壓力。這需要時間，需要策略，更需要國家力量做後盾。”
趙海川點點頭：“相關部門已經在研究方案。但正如我之前所說，學術上的準備，證據鏈的完善，公眾認知的鋪墊，這些‘軟實力’的工作，要靠你們。”
林薇忽然開口：“沈教授，您剛才提到徐光啟。他是明末積極學習西方科技的代表，也和傳教士合作密切。您認為，他當時是否察覺到了這種知識……單向流失的風險？”
沈教授長歎一聲，緩緩坐下。
“這個問題，或許我們可以從一段曆史閃回中，尋找答案。”
他的目光變得悠遠，仿佛穿透了時間。
【曆史閃回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