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推進線】
2038年2月，“文明複興研究院”，策略分析室。
“雷霆行動”的餘波仍在持續。國內主流輿論對清除文化滲透網絡普遍支持，認為這是維護國家文化安全、正本清源的應有之舉。但在知識界和網絡社群中，一些更複雜的討論也在發酵。部分學者和公眾人物謹慎地提出，在打擊違法違規行為的同時，也需注意保護正常的學術探討和文化多樣性表達空間，避免“一刀切”傷及無辜。
而境外，由“普世文明遺產基金會”等機構主導的輿論反撲則猛烈得多。多家西方主流媒體刊發長篇報道和評論員文章，將中國的“文脈守護”專項行動描繪成“新一輪的思想壓製”和“曆史敘述的國家壟斷”，指控中國“企圖用單一、官方的曆史敘事覆蓋豐富多元的地方和民間記憶”，“扼殺文化活力與學術自由”。一些與王世襄有過學術往來的海外學者聯名發表公開信，聲稱其“學術研究受到政治乾預”，呼籲國際學界“關注中國日趨收緊的文化環境”。
更有甚者，一篇發表在知名國際科技史期刊上的論文被迅速炒作。論文作者是一位歐洲學者，他通過對少量流散海外的明清民間工藝文獻（其中一些正是當年類似“方眼錢”之流賣出的）進行孤立分析，提出一個觀點：明代中後期，中國某些地區的民間技術創新（如紡織機改良、瓷器釉色配方）曾出現活躍苗頭，但這些“地方性知識”未能有效融入國家主導的技術體係，甚至受到官方作坊的排斥，最終導致其湮沒無聞。論文本身還算克製，但經過彆有用心的媒體摘要和解讀，立刻變成了“最新研究證實：華夏帝國體製固有地壓製地方技術創新，這是其近代科技落後的深層文化原因”。
“看，新的攻擊方向來了。”陳思源將平板電腦上的新聞推送劃到一邊，對會議室內的眾人說道。屏幕上正顯示著那篇被扭曲解讀的論文摘要和相關輿論發酵情況。“‘技術壓製論’，或者更學術一點，‘中央帝國與地方創新的結構性矛盾’。他們試圖從科技史的角度，為我們近代的落後尋找一個‘內因論’的解釋框架，而且這個框架聽起來比簡單的‘野蠻入侵導致斷檔’更‘深刻’，更符合西方社會科學對‘專製體製’的慣性批判。”
林薇調出了“文明之心”模型剛剛生成的一份分析簡報。“模型根據我們輸入的完整明代科技檔案、地方誌、匠籍資料以及經濟數據，對這篇論文的核心論點和其選取的‘證據’進行了快速評估。”她指向屏幕上的幾個關鍵結論框：
“第一，論文選取的案例具有高度選擇性。它忽略了同時期更多地方技術被吸收進《天工開物》、《武備誌》等國家級著作，或通過官方采購、市場流通在全國範圍內傳播的大量事實。
第二，所謂‘官方排斥’，缺乏直接製度文獻證據。模型檢索到，明代工部確有‘樣製需核’的規定，但其主要目的是保證軍工、漕運等關鍵領域產品的質量和製式統一，而非扼殺創新。對於民間日用技術，官方更多的是‘不禁止’或‘征用優者’。
第三，模型分析了論文提及的幾項‘湮沒技術’的具體背景。其中兩項主要因市場需求變化和原材料短缺而自然淘汰；一項因戰亂導致工匠流散而失傳；隻有一項存在與官方作坊競爭但最終失敗的記錄，但深入數據顯示，失敗主因是成本過高而非技術受壓製。
第四，最關鍵的是，模型對比了明清易代前後的技術記載曲線。明代中後期，無論是官方文獻還是地方筆記，關於各種技術‘新法’、‘巧製’的記載頻率和多樣性，都顯著高於清初。技術的‘斷層’或‘湮沒’，在時間點上與王朝更迭、社會劇烈動蕩的關聯度，遠遠高於與所謂‘體製壓製’的關聯度。”
沈教授扶了扶眼鏡，歎道：“他們這是典型的‘預設結論，裁剪證據’。先有‘中國體製壓製創新’這個****的結論，然後去故紙堆裡尋找能勉強支撐這個結論的碎片，對大量反證視而不見。這種學術套路，在西方漢學和政治學領域並不新鮮，隻是現在包裝得更精致，攻擊點更‘專業’。”
“但恰恰因為更‘專業’，迷惑性也更強。”陳思源眉頭緊鎖，“普通公眾甚至一些國內學者，如果不掌握全局數據，很容易被這種看似嚴謹、實則以偏概全的論述帶偏。我們需要更係統、更直觀的回應。”
“文明之心”的主屏幕上，數據流開始加速彙聚。模型正在根據剛才的分析，自動生成一個多維度、可交互的反駁知識圖譜。圖譜以時間為軸，左側清晰展示明代中後期各類技術記載的湧現與傳播網絡，右側則重點標注出論文選取的那些孤立案例，並將其真實的消亡原因（市場、戰亂等）以證據鏈形式關聯起來。同時，圖譜還橫向對比了同時期歐洲的技術發展狀況，顯示其同樣存在大量技術嘗試失敗、湮沒的現象，且許多“突破”與來自東方的知識傳入有時間上的關聯。
“我們可以將這個動態圖譜公開，作為對那篇論文及其輿論炒作的學術回應。”陳思源思考著，“但光有學術回應還不夠。我們需要更有傳播力的產品。比如，基於這個圖譜，製作一部紀錄片或係列短視頻，名字或許可以叫《湮沒的真相：明代技術流變實考》，用生動的視覺語言，把模型揭示的整體圖景呈現出來。同時，也要揭露這種選擇性裁剪史實的學術操弄手法本身。”
趙海川的聲音通過加密線路接入：“輿論戰這邊，我們會配合。已經監測到，有境外勢力正在試圖在國內平台帶起‘反思體製是否阻礙創新’的節奏。你們提供的彈藥越紮實、形式越多樣，我們反擊就越有力。另外，對王世襄團夥資金鏈的溯源有進展，已經摸到境外幾個掩護性基金會的上層結構，其中一家與某個長期資助‘****’培訓的機構有隱蔽關聯。這進一步證實，他們的活動絕非單純的‘學術’或‘文化’興趣。”
會議結束前，林薇忽然開口：“我這邊從新回歸的那批晚清海關檔案裡，發現了一些有意思的記錄。是關於一個代號‘敦煌貨’的走私渠道的，時間大概在1900到1910年間。記錄顯示，有一批批標注為‘宗教繪畫殘片’、‘古代寫本’的貨物，通過天津、上海海關，以極低的‘樣品’或‘研究材料’關稅出口，收貨方是幾個不同的歐洲大學和博物館。但檔案裡夾著一些未歸檔的便條，顯示當時海關有中國職員懷疑這些貨物價值被嚴重低估，甚至可能是盜掘文物，但上報後不了了之。其中一個便條提到，經辦的外籍稅務司私下說：‘這些東西對歐洲學術的價值，遠超過它們作為商品的價值，讓它們出去是文明的福音。’”
眾人沉默。又是一段文明記憶被係統性剝離的慘痛往事的冰山一角。陳思源感到胸口發悶。這些被廉價賣出的“殘片”和“寫本”，或許就包含著破解某些曆史謎題的關鍵信息，如今卻散落在異國的庫房裡，被用另一種視角研究和定義。
“把這些資料也整理出來，”陳思源沉聲道，“未來我們的‘文物回家’項目，或者相關曆史研究，都用得上。這也是反擊‘西方更保護文明’謊言的有力證據——他們最初獲得這些珍寶的手段，很多時候並非光明正大，甚至充滿欺騙與掠奪。”
【曆史閃回線】
清光緒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甘肅，敦煌，莫高窟。
炙熱的陽光烘烤著戈壁，鳴沙山沉默地矗立。王圓籙道士撣了撣道袍上的沙塵，有些不安地看著眼前這個高鼻深目、穿著探險裝束的外國人——英籍匈牙利探險家馬爾克·奧萊爾·斯坦因。斯坦因臉上帶著和煦而富有學者氣質的笑容，通過翻譯蔣孝琬，正在極力說服王道士。
“尊敬的法師，”斯坦因的聲音充滿敬意，“我來自遙遠的英國，是一名虔誠的佛教藝術研究者。我驚歎於這片洞窟中保存的古老佛教繪畫和雕塑，它們是全人類的文化遺產。我聽說，您幾年前發現了一個藏經的洞窟（指藏經洞）？”
王圓籙警惕地點點頭。藏經洞是他八年前偶然發現的，裡麵堆滿了古代寫卷、絹畫、法器，他不懂其價值，隻當是古物，曾拿出一些送給地方官員，也曾為籌錢修繕廟宇賣過少許。
斯坦因察言觀色，立刻轉換話題，大談自己對玄奘大師的崇敬，講述自己沿著玄奘足跡考察的“壯舉”，並聲稱自己正是受玄奘精神感召，來此研究佛教藝術，目的是“讓世界了解東方文明的偉大”。他巧妙地投其所好，表示願意捐出一筆“功德錢”，資助王道士修繕洞窟。
在蔣孝琬的協助和銀元的誘惑下，王道士的防線逐漸鬆動。斯坦因最終被允許進入藏經洞挑選。當他看到那堆積如山的公元4至11世紀的寫卷、絹畫、刺繡時，內心震撼無比。他強壓激動，以“借閱研究”為名，開始有計劃地挑選。
他深知這些文獻的價值，也明白手段必須“謹慎”。他不斷強調自己的“學術目的”，避開“購買”字眼，而是以“捐贈香火錢”換取“允許帶走少量研究樣品”。交易在夜色中進行。最終，斯坦因用區區四十塊馬蹄銀（約合200兩銀子）和幾句承諾，換走了裝滿二十四大箱、約一萬四千件寫本、絹畫和刺繡，以及五大箱其他文物。這些無價之寶，被當作“研究材料”運出中國。
臨行前，斯坦因還與王道士合影，照片上他誌得意滿，王道士則有些茫然。斯坦因在後來出版的遊記中寫道：“……將這些長期被遺忘的珍貴文獻從湮沒中拯救出來，置於歐洲學者所能及的研究中心，是它們所能遇到的最好命運……王道士雖不甚明了其價值，但獲得了修繕廟宇的資財，亦是功德。”
然而，這僅僅是開始。
次年（1908年），法國漢學家保羅·伯希和接踵而至。伯希和漢語流利，精通中文古籍，他的挑選更具學術針對性。他以五百兩銀子，從王道士處“購得”了約六千件精華寫本和大量絹畫、木雕等。伯希和挑選時，往往快速翻閱，專挑有紀年、帶注釋、或內容獨特的卷子，其眼光之毒辣、搜掠之精準，遠超斯坦因。
再往後，日本的橘瑞超、俄國的奧登堡、美國的華爾納……形形sese的探險家、學者、文物販子聞風而至。藏經洞的珍寶被以各種名義、極不對等的代價，源源不斷地攫取、切割、運往海外。王道士從最初的不安，到後來的麻木，甚至主動兜售。他或許始終未能真正理解這些“故紙堆”的驚天價值，隻將其視為可以換取修繕經費的“古物”。
而彼時的清政府，風雨飄搖，對西北邊陲的控製力和文化責任心已降至冰點。地方官員或昏聵無知，或受賄默許，甚至有的也參與分羹。層層上報的文書石沉大海，偶爾有有識之士的疾呼也被漠視。一個人類文明史上罕見的文獻寶庫，就在這種自上而下的麻木、無知與貪婪，以及外來者精心包裝的“學術”名義下，被係統性拆解、流散。
斯坦因、伯希和們的行為，固然是赤裸的掠奪，但其過程卻披著“學術考察”、“文明拯救”的外衣。他們用少量的金錢，利用了守護者的貧困與無知，利用了當地政府的主權缺失與管理混亂，更利用了當時中國整體性的衰敗與失語。他們將掠奪行為自我合理化，將自己塑造為“發現者”和“保護者”，而將原屬國的權益和文明記憶的完整性，置於次要地位。
那些被運走的經卷，在倫敦、巴黎、聖彼得堡、東京的圖書館和博物館裡，得到了精心的修複、編目和研究，催生了一門國際顯學——敦煌學。這固然促進了學術發展，但無法改變其來源的非正義性，以及其導致的中國學術研究長期依賴海外資料、核心文物分離的痛楚。更重要的是，這種剝離，使得敦煌文化遺產的完整語境被破壞，其作為中華文明融合創新、絲綢之路交流結晶的整體意義，在一定程度上被域外學者按照其自身學術傳統和興趣點進行了重新切割和詮釋。
王圓籙不會知道，他放行的那些“研究樣品”，在未來百年間，會成為中國學者心中難以彌合的傷痛，會成為國家追索流失文物名單上沉甸甸的一項，更會成為西方某些勢力在談論“文物國際主義”時，刻意回避或輕描淡寫的原罪。
在那個黃沙漫天的年代，古卷離鄉，帶走的不隻是紙張和墨跡，更是一段文明交彙的鮮活記憶，以及一個古老民族在積貧積弱時，無力守護自身精神瑰寶的深沉悲愴。
這段曆史，與當下正在進行的、圍繞曆史解釋權和文明敘事權的暗戰，形成了跨越時空的可悲映照。隻不過，今天的中國，已非當年那個任人宰割、連自家寶藏都看不住的沉睡巨人。清除內部的“毒刺”，抵禦外部的“巧取”，正是為了不讓曆史的悲劇，在任何形式上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