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推進線】
2039年9月，華夏首都，國家文物局地下深層法律戰情分析中心。
與其說這裡是會議室，不如說是一個高度專業化的“訴訟戰情室”。環形的多層工作台上，數十名國際法律專家、曆史學者、翻譯員和技術分析員正在緊張工作。巨大的主屏幕上，分區域顯示著不同法係（英美法係、大陸法係、國際公約）的條文分析、判例數據庫、大英博物館曆年財務與運營報告結構圖，以及通過各種公開渠道和合法信息搜集手段獲得的、與大英博物館董事會成員及關鍵利益相關方有關聯的網絡圖譜。
中心負責人，一位曾任職於海牙國際法庭的資深國際法專家，正在向陳思源、趙海川以及“重光工程”法律總顧問團隊彙報最新突破。
“經過數月對英國法律體係，特彆是《1963年大英博物館法》及其相關判例的深度剖析，我們找到了一條可能的‘裂縫’。”專家指著屏幕上高亮顯示的法條，“該法案核心是禁止博物館‘處置’（disposeof）館藏。傳統解釋包括出售、損毀、贈與等。但我們注意到，法案在立法原意和後續司法實踐中，從未明確排除一種情況：即當某件藏品的所有權存在根本性爭議，且爭議涉及‘非法剝奪’（illegallydeprived）這一嚴重事由時，博物館繼續持有該物品是否仍屬於純粹的‘保管’行為？或者說，這種持有本身，是否可能構成對‘非法狀態’的持續，從而觸發普通法中的‘不當得利’（unjust&nent）或‘非法占有’（conversion）之訴？”
他切換屏幕，展示一份份古老的英國衡平法案例摘要。“我們在1819世紀的英國判例中，找到了數起涉及戰爭掠奪物歸屬爭議的案件。雖然這些案件大多以維護‘現時占有者’權益告終，但其判決理由中，都不同程度地承認了原所有者在‘非法剝奪’情況下享有某種‘道德權利’（moral&n），隻是當時受限於國際法不健全和‘勝利者權利’觀念，未能支持返還。然而，法律精神在演進。特彆是二戰後，隨著紐倫堡審判確立‘****’原則以及對掠奪藝術品的追索實踐，國際社會對‘非法剝奪’文物的態度已發生根本轉變。”
另一位專注於英國議會程序的專家補充：“更重要的是，《1963年大英博物館法》並非不可修改的‘神聖文本’。它是一部議會立法，理論上，議會可以通過新的法案予以修正或設定例外條款。關鍵在於政治意願和輿論壓力。我們分析了過去五十年英國議會涉及博物館和文化遺產的辯論記錄，發現要求歸還埃爾金石雕的呼聲從未停止，且支持者比例在緩慢但確實地上升，尤其是在年輕議員和部分跨黨派團體中。這說明，那道‘牆’並非鐵板一塊，也存在政治風向上的‘氣象窗口’。”
“所以，我們的新策略是雙管齊下，”法律總顧問總結道，“第一，準備向英國高等法院提起一場標誌性的民事訴訟，不以直接要求歸還為目標（明知會被《1963年法》阻擋），而是以‘確認所有權’和‘宣告博物館持續持有狀態非法’為核心訴求。這場訴訟的重點不在勝訴，而在‘破冰’——通過高調、嚴謹的法律程序，將大英博物館持有掠奪文物的‘非法性’問題，正式、公開地置於英國司法體係和社會輿論的審視之下，打破其‘合法保管’的敘事。第二，同步啟動針對英國議會的全方位遊說和輿論施壓，聯合國際學界、文化界、乃至英國國內主張歸還的力量，推動議會就是否修訂法律或通過特彆法案進行辯論。即使不能立即成功，也要將這個問題‘錨定’在英國的政治議程上。”
陳思源聽得心潮澎湃。這不再是被動地等待對方善意，而是主動地、專業地開辟法律和政治戰場，去動搖那道看似堅固的“不列顛之牆”的根基。
“文明之心”係統也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法律團隊需要係統提供的不再僅僅是文物來源證據，還包括對英國相關法律條文演變的曆史語義分析、對關鍵議員和輿論領袖公開言論及立場的數據挖掘與趨勢預測，甚至模擬不同訴訟策略和輿論引導方案可能產生的社會反響圖譜。
趙海川關注的是另一份報告，關於對“古典研究與保護基金會”的深入調查。“這個基金會的資金流向極其複雜，但最終溯源顯示，其超過60%的資金來源於一個注冊在開曼群島的離岸信托，而該信托的實際控製人，與一家名為‘普羅米修斯資源集團’（PrometheusResourcesGroup）的跨國礦業勘探公司高層高度重疊。”他調出該集團的資料，“‘普羅米修斯’名義上主營稀有礦物和能源勘探，業務遍及中亞、西伯利亞、南美和非洲。但我們的情報顯示，該公司近年來投入巨資，組建了一支非常規的‘地質考古聯合考察隊’，配備了最先進的地球物理探測和鑽探設備，其勘探目標區域，常常與已知的古代文明遺跡或《山海經》等古籍中記載的‘神秘之地’傳聞存在地理重疊。他們在西伯利亞的最新勘探許可證範圍，與林博士之前‘神話映射’分析出的坐標區域，有部分重合。”
陳思源與林薇對視一眼，都看到了對方眼中的凝重。這絕非巧合。
“基金會與大英博物館‘特殊收藏部’的接觸內容，我們尚未完全掌握，”趙海川繼續道，“但截獲的零星通訊顯示，他們在查詢一些‘非標準材質’、‘異常能量讀數曆史記錄’或‘與已知文明周期不符的工藝特征’的藏品信息。結合‘普羅米修斯’的勘探活動，我們有理由懷疑，這是一場有組織、有雄厚資金支持的、針對可能存在的‘超常古代遺物’的全球性搜尋。其目的不明，但絕對超出單純的學術或商業範疇。”
“文明之心”係統在嘗試整合這些線索時，“神話與未知假設推演模塊”給出了一個初步關聯圖譜：將“貂蟬”項目尋找的“異物”特征描述、大英博物館可能藏有的“特殊”物品、普羅米修斯集團的勘探區域、以及《山海經》部分篇章的隱晦地理指向，通過模糊邏輯和空間概率模型連接起來，在亞洲北部至北極圈區域，形成了一個隱約的“關注焦點區”。
“情況越來越複雜了，”沈教授聲音低沉，“‘重光工程’追索的是明確的、有曆史記載的文明瑰寶。但現在，似乎有另一股暗流，在追尋著可能隱藏在曆史縫隙甚至神話背後的、更加隱秘和難以定義的東西。這兩條線，可能會在某個意想不到的點上交彙。”
陳思源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緊迫感。文物的歸家之路本就艱難，如今又可能卷入更深不可測的謎團與爭奪之中。但無論如何，路必須走下去。文明的複興，既要把被奪走的奪回來，也要把被掩蓋的看清楚。
【曆史閃回線】
公元1909年，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東方寫本與印本部。
斯坦因從敦煌運回的第一批寫本和絹畫，已經完成了初步的清理、編號和分類。寬敞的研究室裡，數位受雇於博物館的學者和助手，正在燈下埋頭工作。空氣中飄散著修複膠水、舊紙張和墨跡的混合氣味。
負責主持這批敦煌文獻編目與早期研究的，是漢學家霍林奈（LionelGiles，翟林奈）等人。他們麵對眼前堆積如山、跨越數百年的漢文、藏文、粟特文、回鶻文乃至梵文寫卷，既感到學術發現的巨大興奮，也麵臨著語言、文化和知識儲備上的嚴峻挑戰。
一位年輕的助手拿起一卷漢文《金剛經》寫本，看著上麵工整的唐代楷書，努力辨識著。“霍林奈博士，這個字……似乎是‘般若’的異體？還有這裡的批注，筆跡不同，內容像是讀者的心得？”
霍林奈走過來，戴上眼鏡仔細看了看。“是的，這是唐代常見的寫經體。批注可能出自後來的僧侶或學者。把這些細節都記錄下來，包括紙張質地、墨色、印章、乃至每一處塗改和破損。這些信息，未來可能幫助我們厘清寫本的流傳和閱讀史。”他頓了一下，語氣中帶著一種混合了占有感和使命感的複雜情緒，“這些珍寶，在東方那個偏僻的洞窟裡沉睡了近千年，幾乎被遺忘。現在，它們來到了倫敦，來到了世界上最先進的學術機構。我們的責任，就是解讀它們，讓它們蘊含的智慧重見天日，豐富全人類的知識寶庫。”
在他的認知裡，大英博物館和西方學術界的“拯救”與“研究”，賦予了這些來自遙遠東方的文獻以新的、更高的價值。至於它們是如何來到這裡的——那個叫王圓籙的道士、那些銀元交易、以及背後帝國擴張的影子——似乎被有意無意地淡化，成了宏大“學術事業”中一個不甚重要的注腳。
另一位研究員正在研究一幅色彩絢麗的敦煌絹畫《彌勒經變》。他被其精湛的畫工和豐富的細節深深吸引，但對其表現的佛教淨土場景、人物關係、以及其中可能蘊含的中原與西域藝術交融的風格特征，理解起來卻頗為吃力。他需要不斷查閱有限的參考資料，並時常向霍林奈請教。“東方藝術的表現邏輯，與我們熟悉的希臘羅馬傳統或基督教藝術截然不同，”他感歎道，“理解它們，需要進入一種完全陌生的象征和敘事體係。”
這種文化隔閡是真實的。早期西方敦煌學研究，不可避免地帶著西方藝術史和宗教學的視角與問題意識。他們從中尋找佛教傳播的證據、中西交流的線索、以及“異域”的藝術風格。這些研究固然取得了重要成果，開創了敦煌學這一國際顯學，但其視角終究是“他者”的、抽取式的。文獻和藝術品脫離了敦煌石窟的整體語境、脫離了河西走廊的曆史脈絡、脫離了華夏文明吸收轉化外來文化的宏大進程，被單獨置於西方學術的解剖台上，按照西方學科的分類法進行切割、歸類和分析。
與此同時，在地球另一端的中國，少數先知先覺的學者，如羅振玉、王國維等人，已經通過伯希和提供的部分照片和目錄，了解到敦煌遺書的價值，痛心疾首於國寶的流失，並開始了艱難的早期研究。他們憑借深厚的國學功底，能更深刻地理解文獻內容，但卻苦於無法見到原件，研究如同隔靴搔癢。這種學術上的被動與屈辱，與倫敦研究室裡的“學術繁榮”形成了刺眼的對比。
霍林奈等人或許隱約知道中國學者的關切，但在那個西方中心主義盛行的年代，他們更傾向於將敦煌學視為一門新興的、應由西方主導的國際性學問。他們撰寫論文、出版圖錄、舉辦講座，將敦煌的“發現”和早期研究成果，納入西方知識生產的體係之中，並以此奠定了自身在該領域的權威地位。
這種學術上的“先占”與話語權的壟斷，其影響是深遠的。它意味著，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關於敦煌乃至許多其他非西方文明遺產的研究範式、問題設定、價值評判，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學界主導的。原屬國的學者，不得不首先學習西方的語言、方法和理論，才能參與到對自己文化遺產的國際討論中，並常常處於“追趕”和“回應”的位置。
曆史閃回線中的這一幕，與當下大英博物館談判桌上的僵局，以及國際學術界圍繞文物歸還的話語權爭奪，形成了跨越百年的回響。當年，文明的記憶載體被物理剝離，其解釋權也隨之被部分轉移。今天，“重光工程”和法律戰、輿論戰，正是在試圖扭轉這種態勢，不僅讓文物回家，也要讓文明的解釋權和敘事權，回歸其真正的文化母體。
霍林奈不會想到，百年之後，會有來自中國的學者，攜帶著名為“文明之心”的超級智能和“文物基因圖譜”的尖端科技，重新叩響大英博物館的大門，不僅索要實物，更在挑戰其賴以生存的曆史敘事和道德合法性。文明的潮水，在漫長的迂回之後，正以不可阻擋之勢，拍打著舊日帝國堡壘的牆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