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哲人之愚，愚而以為哲，要歸於咎之徒，得失相反而相尋，兩端而已矣。窮年百變，一彼一此於兩端之中，力儘能索，交逢其咎，達者視之，曾不足與辨其是非，亦惡與更尋其覆軌哉？智能出於兩端者，謂之通識；力能舍兩端以有建者，謂之大武。嗚呼，鮮矣！
棄亦一端，取亦一端，非棄則取，取不可則棄也；合亦一端，離亦一端，當其未合則求合，合而厭則求離也。孰有能未取勿取，取不可而勿棄者乎？孰有能離勿求合，合無益而不覬離之利者乎？孰有能於棄取離合之外，自為政而不見物者乎？有之，詎不可謂通識而大武矣乎？
晉之爭楚也，未得吳，唯恐不得吳；乃得吳而未利矣，而棄吳之謀進。晉離於楚，則求合於吳；合於吳而抑見楚之可合也，而離吳即楚之謀進。厲、悼、平、昭之四世，相尋於此兩端，而晉敝矣。
通吳之外，有製楚之道。得不係乎通吳；失亦不但係乎通吳；通吳以製楚，則楚必不可製。此三者，必然之理，而晉不知。其不知製楚之不係乎通吳，通吳之不可以製楚者，無他，唯不知通吳之外有製楚之道也。
舍其製楚之道，一唯通吳之恃，吳不可恃而厭吳忌吳，唯恐棄吳之不速。欲棄吳，乃至不憚下楚，而授以攻吳之便。觭則反，反則儘，改其初，抑必然之勢也。
故宋之會，楚所以欲成晉好，而輟宋、鄭之攻者，唯吳故，而晉亦同之。申之會，楚遂帥東諸侯而大逞於吳。夫楚欲合晉，而晉樂從之，楚請諸侯，而晉不惜，實已知楚誌之在吳而聽之，無他，唯其通吳不效而樂棄吳也。緣楚而通吳，則恃吳；棄吳以委楚，則聽楚。數十年之間，一棄一取，一合一離，捷於反掌。
舍此兩者，晉無謀焉。唐、宋之季，黨人互勝之局，和戰遞興之策，均役、製產、議禮、言兵之反複，有一不如斯者乎？君子日爭於廷，小人力棄於野，而國隨以仆。嗚呼！其猶瘧者之一寒一炅，而無與為之汗也。
通吳而不足以製楚，則何如弗通；棄吳而不能以懲吳，則何如無棄。且吳不足以製楚，楚不足以製吳，疲於奔命，而無能為庸，害猶不速也。浸使通吳而吳遂並楚，則以楚益吳，是楚難仍在，而益之吳也。
何也？吳得楚，而楚為吳資也。浸使棄吳而楚遂得吳，則以吳益楚，是吳難猶在，而益之楚也。何也？楚得吳，而吳為楚資也。吳西有楚，卷申、息以向鄭、許；楚東有吳，並淮、徐而臨魯、宋。奉其半天下之勢以向晉，晉之不速敝也。能幾何也？
此之不察，乃為之說曰：“以夷攻夷，中國之利也。”或從臾之，或假借之，顛倒於一離一合，以唯吾所欲棄而欲取。兩端兼用，亟與咎逢，鬼神且謫其不祥，而況於人哉！又況乎懷諼以乘我於離合，而棄取乎我之狡夷哉！
其謀愈秘，其變愈捷，其見製於人也愈困。哲人之愚，亦職維疾，而何有於愚人之哲邪！以道處己而不靡，以正治四夷而禁其自戕，利不欣，害不懼，王者以安內製外。此物此誌也，天下之胥溺而知然者鮮。秦、漢以降，中國日淪，如出一軌，悲夫！
二
天下之大哀有二，而刑殺無辜者不與焉。君子無以待小人，而死徙中於細民；大國無能拒強暴，而滅亡中於小國。此二者，禍發於不測，勢窮於不能避，求免而益趨於害。《詩》曰：“握粟出卜，自何能穀？”誠哀之也。
頓、胡、沈之僅有其國，微乎微矣。楚啟申、息，並群舒，服陳、蔡，函三國於嗉，未下咽耳。之三國者，故不得不為之從。從乎楚而猶足以國，則唯其身不係天下之爭，楚無責也。會於申而與於好，戰於雞父而與於兵，從於召陵而係於合離之數，於是其國敝，其師熸，其君死，趣不能自立以亡。悲夫！果誰俾之而亡不可救邪？
三國之從於會申，非敢自列於冠裳也。三國者，南即楚久矣，而楚不攜之以周旋，三國可無與於天下，而楚亦姑安之。一旦起而與於盟會征伐，吳逼之也。國居淮、汝之交，東逼之吳，而吳通於上國，戶牖寄焉。
吳日踐蹈其疆域以西向，而三國蹙矣。蹙於吳，則必求紓於楚；依於楚，則不得不從楚以爭吳，而國以敝，師以熸，君以死。從楚以爭吳，國敝師熸君死，而楚不恤，抑弗獲已而請命於晉。請命於晉，而晉無能為也，於是而三國遂亡。故晉之通吳也，無能為陳、鄭助，而徒導之以加於三國，授三國於吳，而驅三國以役於楚。三國逃吳以見敝於楚，則終莫能自立，而國並焉。晉人啟之，吳人驅之，楚人用之，彼惡知天下離合之情、倚伏之勢哉？
禍在目，手姑捍之，而腕已解矣。乃溯其所自始，晉未通吳，天下無三國之跡，非三國之好事以取亡，審已。晉不期而致之亡，楚安坐而收其國。當是時也，智不及謀，勇不給爭，欲自己而不聽其已，悲夫！
“握粟出卜”，而神莫能告之矣，而後知晉人通吳之害如此其酷也。驅群小國以入楚，而陳、蔡莫能自立；棄陳、蔡以委楚，而宋、鄭莫能自固；徒勞無功，棄吳以鬥之楚，而齊、魯交受其傷。帷幄之舛，原野之紛，絕人社稷，俘殺人君臣，血流淮、汝者幾百年，而彭城以南，儘蘊於楚，斯不亦天下之至慘者乎！見其微，知其著，曠二百年而頓、胡、沈遽有諸侯之事，悼其亡之不久矣。
三
文質者，人情之化也。人情遷新而不自已，故時質則動於文，時文則動於質。小人動，君子因之；君子動，小人資之。動於情之遷新而不自已者，非可相救者也，故質勝不可救以文，文勝不可救以質。
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言動以勝，勝則不可以相救矣。文動而勝趨於名，名者，損實者也，其時君子之患名以喪實，而小人猶憚乎名以製其亂盜之情。質動而勝趨於利，利者，賊義者也，於時君子之患利以替義，而小人資之，則苟可以利而無不用矣。故曰：“質勝文則野”，野者，上下之無分，名義之不立者也。
春秋之始，天下崇質而尚利，尚利以爭天下之情不利焉，故一化而文。莊、僖之世，文之勝也。桓、文之霸，管仲、郤縠之為政，恢恢乎張大其國，而天下翕然以動。其在於魯，益其軍，崇其賦，侈其禮樂，而其《詩》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且將唯恐其國之不為大國也。
故雖臧辰、行父、仲遂之挾盜心，猶拘係於公室之名而不敢毀。襄、昭之際，霸者之政，極於文而喪實，天下之情又弗利焉，一化而質。晉悼不振，繼以趙武，列國之卿，晏嬰、向戌、國僑崇墨絀儒，以儉相尚。
邢邱之會，始損其禮；悼公之沒，遂損其軍。弭兵以為仁，弭兵以為義，將以質而救文之流也，而天下衰陵，鄙悖之習，汩於利而不恥。
其在於魯，毀三軍於內，爭小國之賦於外，殺其禮樂，親於蠻夷，苟簡自便，唯惠是懷。而執政之臣，資之以替公室而培其家，君逐政移，公然無憚，以極乎逆，則利之興，名之圮，求為辰、遂、行父而不可得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