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元元年，立春。
歸墟號懸停在文脈維度與現實世界的夾縫中，如一粒塵埃，見證著曆史被重新書寫。
顧長淵站在船頭，右手按著心口。
九鼎印記已完全內斂，隻在皮膚下流轉著若有若無的光暈，像沉睡的星河。
他的身體仍維持著人的形態，但內在已徹底非人——他是九鼎的容器，是華夏文明在人間的行走錨點。
“數據穩定了。”沈清徽放下手中的玉簡，簡上流動的是文脈維度的實時監測數據，“天狩母艦停留在木星軌道，釋放了三百個觀測節點，但沒有進一步格式化行為。理正在……學習。”
“學習什麼？”莫老——敦煌守誓人，此刻是顧長淵的副手——撚著長須問。
“學習如何‘感受’。”沈清徽指向玉簡上的波形圖，“看這些波動，是理在模擬情感反應。它正在經曆一種……類似文明青春期的東西。”
眾人看向船外。文脈維度中，那座由顧長淵以承影劍構建的平台，正在緩慢生長。平台形如九宮格，每一格都對應一鼎：中央豫州鼎，八方各鎮一鼎。平台上已有建築虛影浮現：不是宮殿廟宇，而是書院的輪廓。
“《禮記·學記》：‘建國君民，教學為先。’”顧長淵輕聲說，“華夏文明的每一次新生，都是從重建教育開始。春秋私學興而百家鳴，漢代太學立而儒術尊，宋代書院盛而理學昌。這一次，我們要建的不是一所書院，是一個文明對話的課堂。”
他踏出歸墟號，落在平台中央。腳下的玉石自動浮現文字——《大學》開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這裡，就叫‘明德台’吧。”他說，“明明德，彰明文明之德；親民，親近眾生之心；止於至善……那是我們要一起追尋的彼岸。”
話音落，平台震動。九鼎印記從顧長淵體內飛出，落在九宮格的九個方位，化作九座石碑：
豫州碑——刻《中庸》全文，字字浮金。
青州碑——刻《楚辭》精選，句句含朱。
冀州碑——刻《史記》名篇，筆筆帶鐵。
荊州碑——刻《離騷》《天問》，聲聲泣血。
徐州碑——刻《禮記·王製》，段段融光。
揚州碑——刻《全唐詩》《全宋詞》精華，字字生香。
梁州碑——刻《蜀道難》《出師表》，行行艱險。
雍州碑——刻《詩經·秦風》《尚書·禹貢》，篇篇厚重。
兗州碑——刻《道德經》《易經》精要，字字玄奧。
九碑立，平台穩固，開始向現實世界投射倒影——倒影落在地球上的位置，正是嵩山。
“天地之中，文明對話之所。”顧長淵看向現實中的嵩山方向，“就從這裡開始。”
但重建秩序，從來比打破秩序更難。
第一個問題，在一個月後出現了。
那日，顧長淵正在明德台上推演《易經》六十四卦的變爻軌跡——他在嘗試用華夏的“變易”哲學，構建與天狩文明的對話模型。突然，胸口豫州鼎印記劇烈灼燒。
他猛然睜眼，看向東方。
現實世界，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
存放日本國寶的展廳內，所有來自華夏的文物：王羲之《喪亂帖》摹本、宋代龍泉窯青瓷、唐代鑒真和尚帶去日本的經卷……全部在深夜無人時，同時發光。
不是文脈共鳴的柔和光，是求救信號般的刺目紅光。
紅光中浮現出畫麵：一個身穿狩衣的日本老者，正在用某種儀式，試圖將華夏文物的“靈”抽取出來，注入日本本土的器物中——他在做一場文明嫁接手術。
“他們在掠奪文脈！”沈清徽通過玉簡看到了實時影像，“不是物理掠奪，是概念掠奪——想把華夏文明的部分特質，強行移植到日本文明的‘根’上！”
顧長淵臉色一沉。這是比天狩格式化更陰險的威脅：不是毀滅，是篡奪。
“不隻是日本。”莫老調出其他數據，“韓國、越南、蒙古……所有曆史上受過華夏文明影響的地區，都出現了類似的‘文脈移植’嘗試。他們想趁著華夏文明剛剛經曆大戰、處於虛弱期，竊取我們的文明內核，重塑自己的文明譜係。”
顧長淵沉默片刻，問：“天狩那邊什麼反應？”
“理在觀察。”沈清徽說，“它的觀測節點記錄了整個過程，但沒有任何乾涉。它在看我們如何處理這種‘文明內部的衝突’。”
“它在考驗我們。”顧長淵明白了，“看華夏文明是否有能力維持自身的完整性，以及……如何定義‘自我’與‘他者’的邊界。”
他起身，走向平台邊緣。
“你要親自去日本？”沈清徽問。
“不。”顧長淵搖頭，“去，就輸了。如果我們親自下場阻止，就等於承認了‘華夏文明需要被保護’這個前提。而文明之間的影響與反影響，本來就是曆史常態。強行禁止，反而顯得我們小氣、封閉。”
“那怎麼辦？任由他們抽取我們的文脈？”
顧長淵笑了，笑容裡有五千年的智慧。
“《道德經》：‘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他說，“讓他們抽。不但讓他們抽，還要幫他們抽。”
所有人都愣住了。
“莫老。”顧長淵看向敦煌守誓人，“麻煩你去一趟敦煌，打開藏經洞的‘副洞’——那裡有曆代高僧抄寫的、準備送往日本卻因戰亂未送的經卷副本。”
“沈清徽，你去曲阜，請孔廟的守經人找出當年朱子學派傳入日本的原始講義。”
“其他人，各自去自己守護的節點，找出曆史上對外輸出的文獻、技藝、思想的原始記錄。”
他頓了頓：“然後，全部公開。不是通過現代媒體，是通過文脈共振——讓這些文明輸出的原始版本，在文脈維度中同步顯現。”
“這……這是為什麼？”有人不解。
“因為曆史上的文明輸出，從來不是單向的。”顧長淵望向東方，“佛教從印度傳來，我們消化成禪宗；胡樂從西域傳來，我們融入雅樂；馬克思主義從歐洲傳來，我們結合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真正的強大文明，不怕輸出，因為輸出之後，我們會吸收反饋，自我更新，變得更強。”
他指向玉簡上日本老者的影像：“他想抽王羲之的書法之靈？好，我把王羲之的《蘭亭序》真跡（在文脈維度中的投影）全部對他開放。但我要讓他知道，王羲之的書法，不隻是筆法，更是魏晉風骨——那種在亂世中依然保持精神自由的風骨。他抽得走筆法，抽得走風骨嗎？”
“他想抽宋瓷的燒製技藝？我把汝窯、官窯、哥窯、鈞窯、定窯的全部秘法（文脈記憶版）給他看。但我要讓他明白，宋瓷的美，不隻是技術，是宋代士大夫的審美——那種‘絢爛之極歸於平淡’的哲學。他抽得走技術，抽得走哲學嗎？”
顧長淵的聲音響徹明德台：
“讓他們抽！讓他們看！讓他們學！但我要讓他們學到的，不是片麵的技藝，是技藝背後的整個文明體係。當他們發現，要真正理解一件華夏文物，需要理解它背後的五千年曆史、百家思想、萬千人生時——”
他笑了：“——他們要麼放棄，要麼……就必須先成為華夏文明的學生。”
命令下達。
三十六位守誓人分赴各地。
三天後，文脈維度中，一場史無前例的“文明開放日”開始了。
以嵩山明德台為中心，九條文脈光帶向全球輻射。光帶所過之處，所有與華夏文明相關的曆史記憶，全部以原始、完整、未經刪減的形態，向所有試圖連接的人開放。
日本東京，那位正在進行嫁接儀式的老者，突然愣住了。
他麵前的王羲之《喪亂帖》摹本，突然投影出完整的創作背景：永嘉之亂，衣冠南渡，王羲之在顛沛流離中寫下這封信，字字血淚。那不隻是書法，是一個文明在巨大創傷中的哀鳴。
他想抽取的“靈”，突然變得無比沉重——因為那“靈”裡，承載著千萬人的苦難記憶。
他的手在顫抖。
同樣的事情，發生在韓國首爾：試圖抽取朱熹理學精髓的學者，突然看到了理學在中國的完整發展史——從二程到朱熹，從陸九淵到王陽明，數百年的爭論、修正、發展。那不是一個可以簡單移植的“理論包”，是一部活生生的思想史。
發生在越南河內：試圖抽取科舉製度精華的官員，突然看到了科舉在中國一千三百年中的全部細節——不隻是考試內容，是科舉如何塑造了士大夫階層，如何影響了社會流動，又如何最終僵化、改革、廢除。那不是一個可以照搬的“製度模板”，是一個文明在特定曆史條件下的複雜選擇。
所有試圖進行文明嫁接的人，都遭遇了同一個問題：
你無法抽取片段，除非你理解整體。
而華夏文明的整體，太龐大，太複雜，太沉重。
一周後，日本老者放棄了儀式。他在日記中寫道：“我終於明白，為什麼華夏文明五千年不滅——因為它不是一件可以拆卸的機器，是一個活著的生命體。你可以學習它，但不能占有它；可以對話它，但不能征服它。”
這個消息傳到明德台時，顧長淵正在與理的投影進行第一次正式對話。
理的投影已有了基本的人形輪廓，雖然還是由數據流構成，但舉止間開始有了“人性”的模仿。
“你們處理得很……優雅。”理說，“不是用武力阻止，是用‘完整’來教育。這讓我們的數據分析模型，又增加了一個新的變量：‘文明的自我展示可以作為一種防禦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