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光複的捷報傳遍華夏，南京城插上華夏軍旗的那一刻，標誌著持續數年的抗戰迎來了根本性轉折。昔日被日軍鐵蹄踐踏的古都重歸祖國懷抱，全國民眾歡欣鼓舞，而此時的國府卻麵臨著一個關鍵抉擇——首都回遷。
經過反複商議，國府最終放棄遷回南京，將首都從重慶遷至武漢，核心顧慮便是“懼日軍反撲”：南京雖已收複，但日本仍占據台灣，殘餘海軍與空軍雖元氣大傷，仍具備一定突襲能力，武漢地處內陸腹地，且有長江天險與中原腹地作為屏障，安全性遠超臨江近海的南京。這一決策雖顯保守，卻也反映出戰爭尚未完全終結的謹慎心態。
與此同時，李辰憑借收複江南、擊敗日本聯合艦隊的赫赫戰功，已然成為華夏政壇與軍界的核心力量。國府雖仍保有名義上的統一領導地位，卻不得不對李辰的勢力予以充分認可與妥協——不僅授予李辰“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北方軍政總督”等職，將北方數省及江南部分區域的軍政大權全權托付，更默認了其麾下軍隊的獨立性。
李辰也順勢布局，命令張治中率領十萬精銳駐守江蘇長江以北的地方，扼守長江下遊咽喉，既防範日軍可能的跨海突襲，也形成對南京及周邊區域的戰略掌控，確保勝利果實不被竊取。
對於這樣的格局，委員長雖心有不甘，卻也隻能“捏鼻子認賬”。曆經東海海戰、江南會戰，李辰麾下的軍隊展現出碾壓日軍的戰力，其裝備水平、戰術素養、後勤保障均遠超國府嫡係部隊；北方集團更是整合了宋哲源的西北軍、閻老西的晉綏軍，甚至與八路軍形成了務實的合作關係，掌控著華北、東北、山東、蘇北等核心區域，兵源、物資、工業基礎均遙遙領先。
反觀國府，嫡係部隊在抗戰中損失慘重，雖經補充仍戰力平平，根本無力與李辰的北方集團抗衡。委員長深知，此時與李辰翻臉無異於自尋死路，唯有暫時妥協，借助李辰的力量徹底擊敗日本，再圖後續。
至此，華夏形成了清晰的“雙雄並立”格局：以李辰為核心的北方集團，掌控華北、東北、山東、蘇北地區，整合了多股地方勢力與進步力量，憑借紅警基地帶來的先進裝備與產能優勢，成為事實上的軍事第一勢力；以委員長為核心的武漢國府，占據華中、華南部分區域，依托傳統政治資源與英美援助，保有名義上的全國統一政權，但實際控製力大打折扣。
最讓委員長頭疼的，是南方軍閥對其的離心離德。李白二人的桂係、劉相的川軍、龍芸的滇軍等地方勢力，雖名義上歸順國府，卻始終保持著高度的獨立性。
江南會戰中，李辰的北方集團大放異彩，而國府嫡係部隊卻表現平平，這讓南方軍閥們愈發看清了實力差距，對委員長的號召力產生了嚴重質疑。李宗壬在私下直言：“如今能擊敗日軍、收複失地者，非李辰莫屬，光頭方麵徒有虛名耳。”
劉相、龍芸則紛紛囤積物資、擴充兵力，表麵上服從國府調度，實則暗中與北方集團聯絡，尋求更可靠的靠山。委員長雖多次試圖加強對南方軍閥的控製，派遣嫡係將領前往監督，卻均遭到軟抵抗，甚至出現“政令不出重慶”的尷尬局麵，隻能眼睜睜看著南方局勢逐漸失控，卻無計可施。
這種微妙的國內格局，並未影響華夏在國際上的地位飆升。江南會戰的勝利、東海海戰對日本聯合艦隊的重創，讓全球各國徹底改變了對華夏的認知。此前，在西方列強眼中，華夏始終是“東亞病夫”，是不堪一擊的弱國，即便開展抗戰，也被視為“被動防禦”，難以對戰爭格局產生決定性影響。但李辰麾下軍隊展現出的戰力，徹底顛覆了這一印象——裝備上，59坦克、P51先進戰機，讓美英蘇德等強國都感到震驚；戰術上，海空一體、空地協同、精準打擊的作戰模式，遠超同期各國的戰爭水平；戰果上，前後殲滅日軍3上百萬，擊敗世界第三的日本海軍，收複華夏大陸所有領土，這樣的戰績足以躋身世界主要軍事強國之列。
美軍方在戰後評估報告中明確指出：“華夏軍隊的戰力已躍居世界前列，其裝備技術與作戰能力，基本跟英、法、德等國，日本的失敗已成定局，未來東亞的格局將由華夏主導。
此時的華夏，雖仍處於“雙雄並立”的格局，卻已凝聚起共同的民族目標——徹底擊敗日本，收複台灣，實現國家完全統一。李辰的北方集團與重慶國府雖存在權力博弈，但在抗戰大局麵前，仍保持著基本的合作：北方集團負責正麵戰場的主要作戰，國府則提供後勤支援與外交協調，形成了“軍事上北方主導，政治上名義統一”的特殊合作模式。
李辰深知，當前的首要任務仍是擊敗日本，而非內部紛爭。他一方麵命令軍隊加緊備戰，推進收複台灣的戰役準備；另一方麵，也與重慶國府保持溝通，避免內部矛盾激化。對於南方軍閥的離心傾向，李辰並未急於拉攏，而是以“民族大義”為旗幟，呼籲各方團結一致，待徹底擊敗日本後，再通過和平談判解決內部問題。
江南光複後的華夏，正站在曆史的十字路口。國內雖有勢力分化，但民族複興的大勢不可阻擋；國際上，華夏已躋身世界主要大國之列，贏得了應有的尊重。隨著李辰麾下軍隊的持續壯大，收複台灣、登陸日本本土的目標日益臨近，而“雙雄並立”的格局，也將在民族統一的大業中，迎來最終的歸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