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徒盧植的大力倡導與積極組織之下，朝中百官紛紛響應，聯名上書。
曆經一番激烈的討論與權衡，四科策試的相關事宜，最終得以明確下來，成為了大漢朝廷選拔人才的嶄新製度規範。
無論是各州精心推舉而來的茂才，這些茂才往往在當地已頗具聲名，被視作才能出眾、前途無量之人；
還是各郡依例推薦的孝廉，他們身負著地方對其品德與操守的認可；
以及各州前來彙報政務的上計吏，他們熟知地方的經濟、民生等狀況，是地方治理的重要參與者；
還有各府自行征辟的從事，這些人在府衙中協助處理各項事務的人。
從今往後，所有這些來自不同渠道的人才，都必須經過嚴格的四科策試，唯有成績合格者，方能獲得“郎”的身份。
而如果州郡長官推薦的人，兩次不合格，就會被申飭，三次則免職。
這一舉措，看似隻是在選拔流程中增加了一道關卡，實則有著深遠的意義與影響。
它巧妙地將各州郡原本相對集中且強大的推舉權進行了分散與削弱，也就是所謂的“變攤薄”了。
原本各州郡所推進的人才，一旦抵達中央，理論上也是需要接受策試的。
然而，由於種種複雜的原因，這一環節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卻大打折扣。
有時，是因為被推舉的人數眾多，遠超預期，導致策試工作難以全麵、細致地開展。
而有些時候，則是因為在位的皇帝精力有限，或是對政務有所懈怠，未能給予足夠的重視與監督。
更為關鍵的是，各個州郡的長官與朝廷中樞的各個派係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係。
這種錯綜複雜的關係網絡，使得推舉製度逐漸偏離了其原本選拔賢能的初衷。
在很多情況下，推舉仿佛淪為了一種形式，一種各方勢力瓜分利益的手段。
隻要某人背後有著足夠強大的勢力支持，即便其才能平庸，品德也未必出眾，依然能夠順利通過推舉，獲得官職。
甚至出現了像向栩這樣行為乖張、能力與職位嚴重不符的奇葩人物，這無疑是對朝廷選拔製度的一種公然嘲諷與嚴峻挑戰。
另外，還對舉主有了要求，不能再憑借關係亂推薦。
在劉辯看來，接下來，各個州郡為了不出現被申飭甚至免職的問題，勢必要推薦真正有才學的人。
而為了選拔這些有才學的人，縣試和郡試，甚至是州試，就有可能被慢慢推出。
科舉製度，基本上也就慢慢成型。
當然，這僅僅是官員的選拔，後續各個專業人才的培養，也會隨著紙張和知識的普及，逐漸的提上日程。
反正永樂少府畢嵐那邊，已經對紙張進行數次革新，達到後世南北朝的水準，印刷術也已經有了雛形。
如今，天子決意重新啟用策試製度，並創新性地將其劃分為四科。
這一變革的核心目的，便是要將官員選拔最終的決定權，再次牢牢地掌控在中央的手中。
通過這樣的方式，中央得以加強對人才質量的把控，確保那些真正德才兼備的人能夠進入官場，為朝廷效力，從而有效避免地方勢力對官員選拔的過度乾預與不良操控。
當然，在各地州郡看來，朝廷諸公在這個新製度上又進一步施加了影響力，增添了一個名為孝廉太學的環節。
這意味著，即便有人幸運地獲得了“郎”的身份，也僅僅隻是拿到了進入孝廉太學學習的入場券而已。
他們必須在這所太學中，潛心學習各類知識，接受係統的教育與培養，然後再次經曆嚴格的考試篩選。
隻有在這一係列考驗中都脫穎而出者，才能夠最終被任命為官員。
如此一來，朝廷諸公便又將一部分官員的任命權，又穩穩地抓了一些在自己手裡。
這一舉措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朝廷對官員培養與任命全過程的主導權，有助於構建一個更加有序、公正且高效的官員選拔體係，儘管在實施過程中可能會麵臨諸多挑戰與阻力，但無疑為大漢的吏治改革邁出了極為關鍵的一步。
當然，細細品味起來，所謂的九品中正製，可這個製度之間也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不過是以朝廷諸公和各州郡長官替代小中正和大中正。
當然，這麼大的事情，自然也要知會在河內的太尉皇甫嵩。
對於這些東西，皇甫嵩見盧植和馬日磾，以及楊琦都同意了，便也附上自己的印綬。
一時之間，作為首倡者盧植的聲名再度拔高，無論在江湖還是朝堂，都隱隱有了第一人的趨勢。
而天子劉辯的心思，也再次轉移到了平叛的上麵，京城各地的兵馬調動絡繹不絕。
冀州魏郡，鄴城西側數十裡，在汙水之畔，一座名為汙城的小城靜靜矗立。
此城規模不大，城牆由斑駁的石塊堆砌而成，歲月的痕跡在其上刻下了深深的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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