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從這個角度出發，那麼普希金之前那篇《俄國農民生活水平強於英國》的文章其實寫的也沒什麼大問題，隻不過他必須要在前麵加上定語——俄國邊遠地區農民。
當然，這麼說或許對崇尚不列顛和法蘭西的俄國自由派不是很公平。
因為正如他們說的那樣——雖然俄國農民在許多方麵要比英國的某些農民生活安逸，但實際上，兩者之間的差距仍然大到了不可估量，用一句簡單的描述就是：英國農民擁有權利，而俄國農民一無所有！
用更明白的話解釋就是：俄國農民被禁止向地主提起訴訟並且不被允許出庭作證。如果地主樂意，他隨時可以把他的農民流放西伯利亞或者送去服20年的兵役。
而且俄國的農民貌似已經麻木於現狀了，相較於英國農民的‘斯溫暴動’等一係列暴力事件，俄國農民的反抗就顯得平和了許多，俄國許多被定性為農民暴動的事情放在英國最多隻能叫做不服從和罷工。
即便是在俄國造成普遍影響的普加喬夫起義，參與起義的農民們也從不反對沙皇權威，因為他們的領袖普加喬夫打出的旗號是——他才是真正的沙皇，起義的目的則是要從篡位者手中奪回皇位。
而英國的‘斯溫暴動’嘛，英國農民的主要矛頭對準的也不是國王，或許有一部分是為了針對和他們不對付的政府，但是他們乾的最多的還是砸爛所有機器，並把搶他們飯碗的工廠主乃至於一部分甘願為工廠主充當走狗的工廠工人一並吊死在路燈上。
這兩種行為究竟哪種更文明呢？
爵士站在警察的角度上，覺得很難發表評論。
但是作為一個地道的鄉下人，農民出身的亞瑟能夠清楚地意識到，糟糕的生活環境使得大部分農民從骨子裡都是現實主義者，現實到近乎於冷酷，這一點在天寒地凍的俄國體現的尤為嚴重。
操心自己，彆管他人。
彆人的眼淚就是水。
隻要能得到足夠的吃的，說謊又有何妨呢？
這幾句諺語是他最常從俄國農民口中聽到的話。
如果你因為莊稼漢看起來老實巴交便把他當做沒頭腦，那你才是真正要吃大虧的那一個。
而亞瑟對農民的了解，也讓他意識到烏瓦羅夫提出的官方人民性理論究竟有多麼可笑，撇開沙皇和國家這一點，東正教首先就解釋不通。
這幫骨子裡充斥著現實主義的俄國農民們確實很迷信，為了一點小病小災，他們可以在教堂裡連續好幾天祈禱。
但是一旦他們的病好了，那您就瞧吧，他可以在做彌撒的時候，一邊口呼上帝的名字，一邊還在給自己身上的某個位置搔癢。
俄國的教育大臣烏瓦羅夫要麼是把迷信和宗教信仰弄混了，要麼就是揣著明白裝糊塗。
在亞瑟看來，宗教的基礎是對上帝虔誠和敬畏，但是俄國農民的身上很少能看到這一點，甚至就連經曆了大革命洗禮的法蘭西的虔誠信徒都比俄國要多。
亞瑟委婉的向沙皇談了談他關於文明的觀點，又侃侃而談的講起來他在農村地區觀察到的問題。
沙皇初時還隻是把這當做了一個閒聊的話題，但是他越聽表情卻越肅穆。
尼古拉一世的眉頭漸漸皺緊，亞瑟的表述總讓他不經意間想起之前第三局局長本肯多夫伯爵和國有土地大臣基謝列夫向他遞交的《農奴製改革報告》。
“與其說東正教是俄國的信仰，倒不如說宿命論才是俄國真正信仰的宗教。因為我發現大部分人很少會將任何事，尤其是不幸的事歸咎於自己的意誌力和能力不足。即使問題很顯然是出在他們自己身上，他們也會認為這是上帝的旨意。”
沙皇聽到這裡，忍不住放下了手中的刀叉，雖然他很想批評亞瑟的言論，但是轉念一想，亞瑟的話好像目前正在莫斯科驗證。
站在窗台向外眺望，還可以看得見克裡姆林宮紅牆外黑壓壓的一片莫斯科五品官員。
隨手翻翻他們連夜遞上來的各種關於莫斯科大火的報告，任意挑出一篇，不管它用了哪種語言描述，運用了多麼華麗的辭藻，但是文章的主旨大意無非是那一個——錯誤不在我，而是由於我不走運，這才闖了禍。
尼古拉一世一想到這裡，心中便隱隱的鼓動著怒氣。
他拿起餐巾輕輕擦拭嘴角，淡淡的衝著身邊的侍從吩咐道：“早餐吃完了，帶他們進來吧。”
“明白了，陛下。”侍從微微躬身，旋即轉向亞瑟：“爵士，我們這就派人送……”
“不用。”沙皇聞言忽的一抬手：“亞瑟爵士留下，朕要讓他們好好看看，用心的官員究竟是什麼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