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一個加工貿易型工業化國家，需要進口能源和資源，加工後出口。
因而無論是能源還是資源的來源地，亦或是出口商品的市場，對日本來說都十分重要。
但因為文化隔膜問題，以及二戰時日本造的孽。
在戰後日本經濟騰飛的過程裡，日本企業發現他們進入東南亞地區，很難獲得當地居民的認可，甚至常常遭遇排斥。
而且隨著日本加快對外投資的步伐，這種矛盾和衝突也隨之升級。
於是為了消除侵略曆史留下的不良印象以及貿易摩擦升級帶來的隔閡，也為了保護自己的海外利益，日本急需做出國際貢獻在國際政治舞台提升自己的形象。
也正是因此，當代日本才在國際上頻繁做出了堅決反戰和促進文化交流的態度。
畢竟日子越過越好，隻要腦子沒病，誰都希望和和氣氣，體體麵麵的。
所以這個時候，日本國內才沒有多少日本右翼分子的生存空間。
所以這個時候，日本的政客對外都是慈眉善目，主要都忙著怎麼貪汙受賄，在國內可勁兒撈錢。
所以才會有了1983年開始實行的“十萬留學生”計劃。
不同於日後純粹為了彌補勞工數量不足而實行的“研修生計劃”。
為了增加國際聯係，日本在引入留學生的計劃裡是投入了巨量資金的。
入國管理規定因此放寬，任何公司、個人、團體都能開辦日語學校，留學生課外打工也被解禁。
再加上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正是日本的經濟高峰期，日本以半工半讀的絕佳優勢，幾乎成了整個亞洲最佳的留學地點，並由此吸引了不少淘金客都躋身於留學生的隊伍裡。
特彆是相對於歐美巨額學費和更為繁瑣的手續，日本還有著地緣上的優勢。
尤其對於共和國和南朝鮮這樣與日本同屬漢學文化圈的國家來說，文化上的親和力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
於是這才導致了八十年代中期之後，共和國的自費留學生幾乎是以井噴之勢，批量湧入日本。
另外還得說，不同於日後日本為了彌補勞工不足所實行研修生政策，在1993年這個政策出台之前，共和國赴日的人大部分都是許多底層的勞動者。
這個時期的赴日留學生，大部分幾乎都是國內真正的精英。
他們有文化，有見識，也有思想，會更好的適應這個陌生的社會。
當然，反過來心態也就更容易失衡。
畢竟這些人在共和國可都是風雲人物。
即便再不受重視，在國內不得煙兒抽，那也都是各大機關單位正式員工，名校出身的天之驕子。
他們早就習慣於享受周圍的吹捧和羨慕了，都是心比天高，又膽大敢闖的人。
結果來了日本，一下子變成了虎落平陽，發現任何一個日本人，哪怕就是個底層勞動者，都是自己的爺叔娘舅，可以隨意對自己指手畫腳，發號施令。
在這種人格和自尊長期受到不平等壓迫和傷害的環境中生存，心態能不變嗎？
或許這就是為什麼，這一代留學生中產生了許多“精神日本人”的原因。
要知道，這種情況下，許多人都容易把自己受到的磨難，受到屈辱的過錯，遷怒於祖國不夠強大上麵。
而且他們看到的日本發達的情景，也有了一種“眼見為實”的錯覺，導致他們相信共和國永遠不可能追上日本。
畢竟人沒長後眼，慕強心理是最正常的反應。
說起來，這種心態其實有點類似於斯德哥爾摩綜合征。
被虐待久了，彆人給個好臉，感覺自己熬出頭了，反而會傾心於原先對自己的施暴者。
可結果又怎麼樣呢？
三十年後，當這一批人驚訝發現自己的祖國居然逆襲反殺。
各個方麵都開始超越日本的時候，無論怎麼後悔，怕是都晚了。
他們不但老了，而且也沒法回頭了。
那個時候的他們，不是改了國籍，歸化日本。
就是以公知的形象，以各種專家學者的身份，在國內為日本鼓吹多年了。
甚至某些人因為受日本文部省的資助，還有了把柄被日本人捏在手裡的。
那他們還能如何？
也隻能提心吊膽繼續當文化漢奸，捏著鼻子一條路走到黑了。
不得不說，這一代精英如果在陣營選擇上犯了這樣錯誤，那簡直等同於1949年加入國軍一樣的悲哀。
那真是自作自受，就是用一輩子都賠不起的。
但這並不隻是他們個人的損失，也一樣是共和國的損失。
如果他們的意誌能夠堅定一點。
如果他們對自己的祖國能夠多一點信心。
如果他們能夠以華夏五千年的文化為榮。
如果他們在最困難的時候，能有一個同胞伸出援手，而不是落井下石，弱弱相殘。
如果有人能夠把這些海外同胞組織起來，團結起來，並且讓先來者幫助後來者，讓在日本的大陸同胞最終實現互幫互助，更好的在這裡生存下來……
那麼是不是結果就會不一樣了呢？
是不是無論個人和國家都不用付出這麼巨大的代價了呢？
這就是寧衛民眼下正在思索的問題。
並且隨著思維的發散，他嘗試著從各個角度考慮插手的後果，衡量著相關的可能性。
不過話說回來，有一點倒是肯定的，那就是目前來看。
日本的留學生計劃，雖然對於赴日留學的人藏著無數心理的大坑。
卻也無意中幫助寧衛民完成了海外擴展事業的人才儲備。
像劉洋、陳頌這樣既吃過苦頭，又初心未變，隻是有點被現實的殘酷打擊到的人，正是寧衛民所需要的人。
能力他們有，剛來的傲氣卻都沒了，再加上雪中送炭的恩情，這樣的人正好為寧衛民所用。
原本寧衛民還苦於日本的事業沒有得力助手呢，這些國內的留學生就等同於他的援軍啊，而且是被日本人給練好的兵。